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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与古埃及(Egypt)孟图神庙,一个人国际考古名人

三月 27th, 2019  |  文物考古

“太阳神和月亮神庙考古项目”是自1991
年以来秘鲁以及美洲最大的考古研究项目之一,其目标范围以及内容复杂性方面都是独树一帜的,包括考古研究、考古保护项目以及社区外展项目。该项目将注意力集中在秘鲁北部海岸一个特殊的考古复杂体中。该遗址在公元1
~ 9
世纪时被莫切考古学文化所占据,莫切文化是安第斯山脉中部第一个国家级社会,主导着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之间很大一块沙漠地区。

中外合作考古,不仅在丝路沿线大放异彩,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精彩表现。近年来,中国学者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发源地陆续开展考古工作,在中美洲科潘遗址和埃及孟图神庙遗址,都有中国学者的身影。中国开始在古代中国以外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拥有了话语权,真正实现了文明的对话。

夏鼐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除了将自己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考古之外,他亦与另一个古老文明——埃及文明与埃及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7年,法国著名画家高更创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幅经典画作时,世界考古学已经建立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并试着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如今又过去了百多年,考古学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无论是在时间的长度还是空间的广度,抑或是可信度方面,显然已经超越了宗教、人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2015年12月16日傍晚,作为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的最后一项活动,“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科林·伦福儒以高更的画作为开头,面向公众做了一场题为《史前考古所提示的人类生存境况》的讲座。

该考古学复合体包括两座巨大的公共建筑,太阳神和月亮神庙,以及在这两座公共建筑之间延伸开来的一个城市核心,该城市由一个复杂的循环系统联系在一起,包括房屋、作坊、法庭等。瓦卡斯或神圣地点,是古代秘鲁文明的中心或礼仪生活中心,并且这两个地点是整个大陆中最大的。

十余年前,中国考古第一次走出国门的目的地,便是在邻国越南。而今,怀着促进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互鉴使命的中国考古人成为文化使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临近国度,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孟加拉国等国,在这些国家的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方面,发挥了中国学者越来越大的作用。

艾尔曼特:夏鼐的埃及考古之旅

   
科林·伦福儒,享誉全球的考古学家,剑桥大学的博士,英美两国科学院的院士。早在2004年他就获得了史前考古学领域的巴尔扎恩奖,2015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考古论坛授予他“终身成就奖”,是为了表彰他在四个方面的卓越贡献:一是在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二是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史前考古研究上的影响力;三是他首次将考古学证据与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研究印欧语系,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解释模型;四是对考古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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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考古包括“走出去”和“引进来”。后者一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作考古的主要模式,让中国考古开始全面地看世界,积极吸收国外考古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理论,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现而今,中国考古在“走出去”的同时,依然坚持“引进来”,中外彼此交流互鉴,让中国了解国外考古,也让国外更加了解中国考古,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夏鼐于1934年申请赴英留学,由本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改学考古学专业,并在伦敦大学师从著名的埃及学家格兰维尔学习埃及考古,1946年免答辩获得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夏鼐不仅学习了埃及及近东考古学、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技术方法以及人类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完成了令后人难以逾越的《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还先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Tell
Duweir)的考古发掘。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通过看得见的东西去研究看不见的东西,永远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如果说传统的考古学满足于通过考古遗存知道古人吃了什么、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住的地方如何等,认知考古学则更想知道古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按伦福儒的说法,认知考古学有两个研究中心,一是研究人类认知的起源;另一个研究人类认知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考古学终于成了通过科学研究来回答六个W的(what、when、where、who、how、why)学科。在伦福儒看来,后两个W的研究更有挑战性。

瓦卡斯•达•莫切(Huacas de Moche)在殖民地时期遭受过严重的掠夺,直到1899
年,德国考古学家马克斯•乌勒在此进行考古发掘,之前该地一直未被调查发掘。乌勒划分了该遗址中几个文化期,包括早于印加人的莫切文化,并建立了一个仍作为安第斯年表的年代序列。19世纪20
和30 年代时期,拉斐尔•拉科尔(Rafael
Larco)在该遗址发掘了一系列墓葬,使得他建立了一个基于陶器类型分析的文化序列。直到19
世纪70
年代,该遗址重新被调查研究,这一次是由美国几所大学组织的一个考古大型项目。

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

1938年2月3日,夏鼐结束了在艾尔曼特遗址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实习。次日,他又开启了一番考察,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早在12岁那年,伦福儒和父母去意大利浏览博物馆时,就被那些人类过去所创造的文明点燃,立志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他参加过不少遗址的发掘,后来集中在希腊的米洛斯岛的菲拉科皮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米洛斯岛因为它所拥有的黑曜石成为早期爱琴海文明的中心,而菲拉科皮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遗址。遗址上的史前神庙是伦福儒探索的主题。他认为,在国家诞生的数千年之前,仪式建筑是社会生活最显著的部分,这在全世界都有发现。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仪式建筑是土耳其东南部乌尔法附近的哥贝克力石阵,类似的遗址还有秘鲁苏佩河谷的卡拉尔、英国的巨石阵、中国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庙等。

他们的研究对大型建筑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序列,以及一些关于核心城市居住要素的证据。最后,1991
年,一组秘鲁研究人员在特鲁希略国立大学的圣地亚哥•乌塞达(SantiagoUceda)和里卡多•莫拉莱斯(Ricardo
Morales)领导下,开始了长期的研究、保护和社区外展项目。在私人和公共机构的持续赞助下,以及在国内和国际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盟主办下,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22
年,在秘鲁已经开发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管理模式。

科潘(繁荣期约为公元5至8世纪)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位于洪都拉斯西部科潘墟。201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相关人员对科潘进行了深入考察,决定对该遗址东北贵族居住区8N-11号聚落进行发掘,并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局签订合作协议。

今日预备以整天的工夫专逛卡尔纳克……时已近11时,我要赴Temple of
Montu,驴夫甚觉惊怪,谓为什么专找这些人家罕来的残石块参观,放着伟大的阿蒙神庙不去,因为坚持要去,没法子,他只好跟我来。绕道至Sandstone
Portal of Ptolemy
Evergetes(托勒密·奥厄葛提斯砂岩石门),门锁着不能进去,绕一个弯,经Gate
of Thutmose I,由南面进来,孟图神庙,Ptolematic Temple and Small
Chapel(托勒密神庙和小教堂)都很残破荒凉,还不及穆特神庙湖光寺影,风景引人,放在阿蒙神庙之旁,自然罕有人来观光。(《夏鼐日记》卷二,1938年2月4日)

   
2006至2008年伦福儒持续在基克拉迪群岛的克罗斯岛进行研究。基克拉迪文明属于早期青铜文化阶段,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前存在于爱琴海,与米诺斯文明的早期阶段大致同时。岛上特有的纯白色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女性雕像,是伦福儒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些雕像都非常扁平,人物形象只有抽象的大致轮廓,如仅用突出的鼻梁表示面部,有的雕像只有头部、上肢和身体的轮廓,甚至如果不是特别注意,很难将它们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伦福儒和同事们在克罗斯岛最新发掘出数百件残缺的小雕像和数千件大理石容器,这些雕像显然是在埋葬前就已被毁坏。伦福儒认为这些雕像是仪式所用的圣器,在仪式上重复使用过后被故意打碎,因为它们被认为不能再用于其他普通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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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潘遗址8N-11贵族居住址航拍

日记中提到的“卡尔纳克”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神庙群,阿蒙神庙作为中心神庙,其布满铭文的多柱厅和墙壁上的浮雕蔚为壮观,历经千年沧桑,闻名遐迩。而当日,夏鼐却绕过了阿蒙神庙,径直去了相对偏僻的孟图神庙,令人颇感意外。这是否与孟图神在底比斯的崇拜、孟图神信仰与艾尔曼特遗址有关,日记中并未道出,也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印欧语系与著名的“安纳托利亚假说”,曾是伦福儒最富争议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其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印欧语系是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一个语系,包括数百种语言及方言,如英语、西班牙语、孟加拉语等,约有30亿人的母语属印欧语系。该语系的起源存在两种假说:传统观念认为印欧语系衍生于里海北部草原地区,距今5000—6000年前随半游牧民族传至欧洲及近东;而伦福儒的“安纳托利亚假说”则认为,该语系大约在距今8000—9500年前随着农业发展从安纳托利亚向外传播。两年前,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心理学研究员昆汀·阿特金森的学术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名为《印欧语系起源、扩张系谱图》的研究报告,证实了印欧语系的起源地是距今8000—9500年的安纳托利亚。更为重要的是,伦福儒的这一假说,是将考古学证据与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开拓了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在这22年中,“太阳神和月亮神庙考古项目”已经开发了灵活而互动的目标和方法,以适应资源和机会。但是,三个主要领域经常成为该项目的核心:1、多学科的考古研究;2、历史遗迹和考古发现的保护;3、社区发展和外延项目。

18T3平面图

夏鼐与古埃及(Egypt)孟图神庙,一个人国际考古名人。孟图神:底比斯之主

伦福儒和英国学者保罗·巴恩合写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对考古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简明扼要,完整、平衡,出版20年间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再版达六次之多,成为全球最为畅销的考古学教材。作为横跨欧洲大陆与北美两个考古学传统的考古学家,伦福儒所选择的内容十分精要,不过书中对东方学者在考古学理论上的贡献提及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太阳神和月亮神庙考古项目”已经树立了其主要考古研究目标,即通过对一个真正的特殊的宗教中心进行研究,并与墨西哥特奥蒂华坎和柬埔寨吴哥窟进行比较研究后,了解仪式和宗教行为在南美洲最早国家社会起源和发展中的角色和性质。但是由于祭祀空间和城市/
生产设置在“太阳神和月亮神庙考古项目”中是相关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以何种方式进行整合也已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在实践中,这些已经生产了大量的研究和查询途径,每一条都有其方法和理论支持。项目中一些最重要的途径:研究该遗址仪式组成的宗教行为的各方面,尤其是彩色带饰、仪式表演、墓葬行为以及人祭;建立一个该地区该遗址详细长期的序列,尤其是矫正和拓展瓦卡达拉月亮神庙的数据;理解500
多年来该城市城市核心的组织和经济结构的存在;理解区域国家发展中复杂仪式的动态轨迹。

18E3出土彩绘陶钵

孟图神最早出现在古王国第6王朝,北部萨卡拉遗址内的金字塔铭文中曾记载着孟图神的名字。同一时期,在南方底比斯墓葬中,出土了相关铭文“孟图神,艾尔曼特之主”,表明孟图神是埃及南部最古老、最重要的神明之一,是底比斯地区的主神。根据文献记载,艾尔曼特是孟图神信仰的起源地,又称“南方的赫利奥波利斯”。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位于埃及北部,是下埃及著名的太阳城,以崇拜太阳神拉而闻名。艾尔曼特与赫利奥波利斯并称为埃及南北两座太阳城。

在众多考古学家中,伦福儒对于中国考古是有许多期待的。他曾在大学时代学习过北京人、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以及安阳商代大墓的知识。1980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参观了西安的碑林,中国文字的传承历史令他吃惊,而秦始皇兵马俑在考古与公众展示方面的良好结合也让他颇受启发。他还与当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相谈甚欢。随后的新疆之行也使其对丝绸之路遗址有了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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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当年度对遗址地表进行了树木和杂草的清理,对遗址北部表面建筑进行了发掘。明确了北侧中心建筑的结构及倒塌过程,发现精美雕刻等丰富遗物,为探讨北侧建筑的功能提供了重要资料。2016年1月,对北侧东、西两边建筑进行清理,发现精致陶器和黑曜石器等遗物。2016年4月,开始对北侧中心建筑进行解剖,并开始了对西侧北部建筑的正式发掘,同时对已完成的发掘进行修复工作。2017年的主要发掘工作包括对北侧建筑重建过程的发掘研究和对西侧北部地表建筑的进一步清理及隧道式发掘。

第11王朝时,来自底比斯的法老孟图霍特普二世率部族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他的名字当中就包含孟图神。孟图神信仰在第11王朝时曾一度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法老均以孟图神命名。自第12王朝起,太阳神阿蒙信仰逐渐发展,最终于第17王朝末期彻底取代孟图神,成为底比斯地区的主要信仰,进而成为全埃及所供奉的神明。尽管如此,孟图神在底比斯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出土铭文中仍被称作“底比斯之主”。

   
2013年,第一届世界考古论坛期间,伦福儒参观了良渚遗址,对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的水利系统、墓葬的等级以及玉琮、玉璧等器物印象深刻。伦福儒说:“早期古代中国丰富的物质遗存和近年来充满活力的考古学研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考古工作者来到中国。中国的考古学需要置于全球史前史的语境下,并开展多层次的比较考古学研究,这样中国对世界考古学将做出巨大的贡献。”(来源:光明日报)

发现、发掘和保护瓦卡达拉月亮神庙的彩色带饰对“太阳神和月亮神庙考古项目”有最相关和明显的考古贡献。发掘已经揭露了1200
平方米的彩色带饰,可追溯至公元300-850
年间,并已成为南美洲已进行发掘的最大的图像材料项目,是围绕莫切文化仪式行为和神话的主题。当这些高浮雕带饰被发掘时,对它们的保护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还有一个地区尤其需要创新技术来保护土坯建筑。上百名考古学家、保护工作者、化学家、结构工程师、图像专家、颜料学专家,金属、陶瓷、甚至木炭研究者,无论秘鲁人还是外国人,都参与到该项目中,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并因这些工作获得了更高的学位。当神庙发掘时,人骨遗骸出现在庭院和广场上。生物考古学家、遗传学家和病理学家的仔细发掘揭示这些遗骸属于人祭行为,就是我们所见的莫切陶瓷上描绘的那些与现实无法联系起来的图像。该项目的生物考古学部分很快成为研究的第二重要途径。当瓦卡斯及其遗存被展示在公众面前时,我们开始发掘神庙附近的区域,这些区域很有可能居住大量人口。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一块大概50-100
公顷的位于两大瓦卡斯之间的居住区被揭露出来,它由8
米厚的文化层叠压组成,包括大型居住区、生产作坊、水渠、道路和小径。太阳神和月亮神庙遗址的城市区域毫无疑问是新大陆发掘的最早的城市之一。城市化,是新大陆社会的迟到者,但在秘鲁北海岸似乎达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比例。

2018年,对遗址西侧建筑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对南部地表建筑进行了清理,并对西侧北部和中部建筑进行了修复。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包括等级较高的石室墓和等级稍低的疑似陪葬墓,目前共发现24座,其中石室墓中一般随葬精美的彩绘陶器和玉器等。建筑中心和前方还发现了3座祭祀坑,内填满黑曜石,建筑四角一般也发现有黑曜石矛等,可能用于奠基。

古王国的孟图神与星辰相关,被视为天空中围绕着太阳神的天神之一。他常以人身鹰头的形象出现,头饰为两根羽毛和太阳圆盘,手执权杖,有时还佩戴象征王权的双蛇头冠。太阳神属性和创世神属性是孟图神信仰的本源。这使得孟图神在古代埃及泛神论的环境中有别于其他一般神明,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鹰头荷鲁斯”的形象也印证了其太阳神的属性。“圣牛”是孟图神的另一种形象。法国埃及学家罗格认为,在新王国之前的文献中从未提及过孟图神的战神属性,圣牛代表着孟图神所拥有的“繁育力”,而非后人所混淆的“战斗的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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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开始,项目组同国内外各个专业学科的专家合作,开展多学科研究。目前包括人骨、植物、黑曜石、淀粉粒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

新王国时期,孟图神与太阳神拉和阿蒙神相结合,被称作阿蒙-拉-孟图。由于此时阿蒙信仰繁盛,孟图神最初所拥有的太阳神、创世神和圣牛代表的“繁育力”属性不再被提及,转而以战神、守护神的形象出现在此时的文献中。在古代埃及的后期,孟图神以圣牛布齐斯的形象在艾尔曼特继续接受供奉,直至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时期。

除了研究和保护的努力外,“太阳神和月亮神庙考古项目”将其精力集中在大量的社区发展项目上,旨在通过转变文化遗产为文化服务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为做到这一点,我们聘请了当地社区成员,制作旅游产品,包括与参观考古遗址互补的服务。

古埃及战神的供奉之地——埃及孟图神庙遗址

孟图神庙:底比斯的庇护圣所

(作者:圣地亚哥•乌塞达 秘鲁特鲁希略国立大学)

孟图神庙区位于埃及卢克索卡尔纳克神庙区北部,占地约10公顷。该神庙始建于新王国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391至前1355年,后由第三十王朝的法老在原有基础上修复扩建。神庙拥有独立的泥砖围墙、塔门、方尖碑等建筑,在神庙主体建筑西侧还有一个小型圣湖。孟图神是古埃及的战神,以鹰头形象示人,与太阳神“拉”的形象一致。他是中王国时期王室主要信仰的神明之一,许多法老的名字里都带有孟图神的名字,如孟图霍特普二世。该神庙区大体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建筑包括哈尔普拉神庙、孟图神庙和“高处神庙”,它们由东至西依次排列。孟图神庙和哈尔普拉神庙正门朝北,与神庙区围墙北边的塔门和斯芬克斯道对应,是宗教庆典时的主要通道;南部建筑包括玛特神庙以及沿着神庙区南围墙修建的6座奥西里斯神殿,它们的入口一致朝南。另外,围墙东侧开有东门,推测可能为日常活动的入口。孟图神庙西围墙外侧和阿蒙神庙北围墙之间的区域,有一片时代较晚的居址。

在底比斯地区,供奉孟图神的神庙遗址主要有四座:艾尔曼特、梅达姆德、陶德和卡尔纳克北部。它们分布在古城的四个方位,共同拱卫着底比斯,被考古学家称作“底比斯的庇护圣所”,法国埃及学家德里奥东称它们是“底比斯的精神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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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图神庙遗址

艾尔曼特遗址
艾尔曼特遗址,古称赫尔蒙迪斯(Hermonthis),位于埃及南部名城卢克索西南约9公里处,行政区划隶属于基纳省。坐落于尼罗河西岸的艾尔曼特毗邻著名的国王谷,自古以来就是底比斯的陵墓区。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区拥有贯穿埃及史前时期至希腊罗马时期各阶段的墓葬遗存。中王国时期,法老为供奉底比斯主神孟图神在艾尔曼特建造了一座神庙,后王朝和托勒密时期的法老在原有基础上又加以修缮扩建。

孟图神庙的考古发掘原来由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负责,止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40余年未开展工作。目前,除神庙主体部分和围墙外部的东南区域已完成发掘之外,神庙内部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区域尚未进行系统发掘,有待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1926年,在英国实业家罗伯特·蒙德的资助下,英国埃及考察协会的考古学家率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930年至1938年间,英国考古学家迈尔斯作为艾尔曼特考古队负责人,对圣牛葬祭庙、孟图神庙和墓地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夏鼐作为实习生来到艾尔曼特时,恰巧是英国考古队在艾尔曼特的最后一季考古发掘。1938年10月,因资助人蒙德的逝世,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埃及文物部门才重启对艾尔曼特的考古发掘工作。

孟图神庙的南墙

梅达姆德遗址梅达姆德遗址的孟图神庙位于卡尔纳克东北约8公里,古埃及人把供奉在这里的孟图神尊称为“梅达姆德古老而尊贵的圣牛”。该神庙最早可追溯至中王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837—前1819),现今保存的神庙主体建筑年代为托勒密时期至希腊罗马时期。

散落在地表的石刻残块

1925—1932年,法国开罗东方考古研究院首次对该神庙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主体建筑结构。1926年3月,该遗址出土了4座象征孟图神的公牛像,上面的铭文清晰地记录了孟图神崇拜在底比斯地区的分布情况。根据铭文显示,这4座公牛像分别献给:梅达姆德的孟图、底比斯的孟图、陶德的孟图及艾尔曼特的孟图,这为进一步了解底比斯地区独特的创世神学提供了考古证据。

目前的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两单位共同承担,首个合作期为5年。该遗址首个季度的清理及发掘工作已于2018年11月正式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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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吴哥王朝的神秘面纱——柬埔寨吴哥窟古迹(王宫遗址、崩密列寺、柏威夏寺)考古项目

陶德遗址
陶德遗址的孟图神庙位于卢克索以南20多公里,与艾尔曼特遗址隔岸相对。1933年,作为梅达姆德遗址考古工作的延续,法国开罗东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学家罗格决定在这里开辟新的工作区。陶德遗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考古证据为第5王朝乌塞卡夫法老的石柱,但石柱铭文并没有提及陶德及孟图神。在神庙区内,神庙主体建造于中王国时期,另有一座新王国时期图特摩斯三世停放太阳舟的神殿,其余建筑均为托勒密和罗马时期所建。研究人员根据铭文确定,神庙始建于法老孟图霍特普二世时期,即公元前2050年左右。

为进一步扩大中柬文化交流,增强中柬两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中国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于2016年至2018年,在柬埔寨吴哥王宫遗址、柏威夏寺开展了考古调查,在崩密列寺开展了考古调查与发掘。

1936年,考古学家在神庙地板下方发现有古代祭司埋藏的银杯、银环、金银饼和青金石的石料多达上百件,经研究这些贵金属和石料很可能来自爱琴海或叙利亚、近东地区一带。另外,陶德遗址的铭文和浮雕材料极其丰富,铭文的整理与释读是该遗址的学术研究重点。

王宫遗址空中宫殿

卡尔纳克北部遗址
卡尔纳克北部遗址(Karnak-Nord)毗邻卡尔纳克主神庙阿蒙神庙区北侧围墙。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该遗址孟图神庙始建于新王国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391—前1355)。围墙内的建筑包括哈普拉神庙、孟图神庙、高处神庙、玛特神庙以及沿着神庙南围墙修建的6座奥西里斯神殿。

www.463.com永利皇宫,王宫遗址位于大吴哥城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大、文物遗存构成多元复杂。王宫遗址是中柬双方协商提出的继茶胶寺后援柬三期的项目地点。文研院多次赴现场进行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初步了解王宫遗址的位置、各单体建筑遗址的分布情况和规模等。2017年10月,赴柬开展王宫遗址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现场考察,对王宫遗址开展了更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勘查测绘、考古调查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包含考古专项在内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立项建议书。2018年,吴哥古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正式签署立项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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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密列寺处于吴哥核心区外围,地处吴哥与古占婆交流的中心,周边发现古代采石场及运河道路。柬方高度重视与中方在崩密列开展的合作研究。为了推动崩密列的研究与保护,中柬双方成立了联合考古工作组,进行资料收集、考古调查及考古发掘。对崩密列的整体平面和地形有了初步了解,对崩密列寺东神道及东平台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四处局部解剖,对东平台进行建筑复原研究,初步厘清了东神道的建筑结构和建造工艺。

1940年3月,法国开罗东方考古研究院的埃及学家瓦利耶开始对该遗址进行首个季度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了孟图神庙区内主要的建筑结构,并出版了第一卷考古报告。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夏鼐已再次返回埃及,正在500公里外的开罗博物馆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和古埃及串珠的研究。

崩密列寺东神道考古发掘

与其他三座孟图神庙相比,卡尔纳克北部的孟图神庙位于底比斯腹地,距离阿蒙神主庙最近。它与南侧的阿蒙神庙区、穆特神庙区位于同一条轴线之上并且关系密切。该神庙区内建筑的演变及其周边大部分区域的遗存尚不清晰,有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与埃及古物部开展合作,双方计划于2018年底对卡尔纳克北部的孟图神庙开展新一季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柏威夏寺位于柬泰边境,处于海拔625米处的高地上,地势险峻,建筑充分融合了自然景观与宗教功能。文研院多次赴柏威夏寺开展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

1937年,艾尔曼特遗址开启了夏鼐作为一名埃及考古学生的第一次实习,同时亦可视为开启了他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正式的田野发掘。1940年底回国之后,夏鼐主持了如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明定陵等重大考古项目,但无缘踏上金字塔的国度再续埃及考古之缘。

9 柏威夏寺鸟瞰_meitu_14.jpg

近年来,我国已有十余家考古研究单位和高校先后在国外开展考古项目,但作为世界范围内考古发掘历史最为悠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古埃及考古,我国学者尚未真正参与其中。201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在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参观卡尔纳克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80年之后,伴随着中国考古自身的发展与壮大,中国考古队将首次赴埃及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外国考古研究中心)

柏威夏寺鸟瞰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4日第1457期)

对柏威夏寺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建筑分布情况、特点、面积、石刻及残损现状等有了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柏威夏寺国际保护中国主席国前期工作项目》履职报告,为柏威夏寺I、II、III
号塔门修复项目立项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与预研究。

Namak mee 村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

探索东南亚的古迹——云南省涉东南亚考古研究工作

2018年7月16日至7月27日,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共派出四位专业人员完成了赴老挝考古调查工作,对老挝琅南塔(Luang
Nam
tha)省冶铁遗址、沙湾拿吉省以Vilabouly市sepon矿区为中心的早期采铜炼铜遗址、phalanxai市的石寨山型铜鼓、Kaison市明清时期的陶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琅南塔省的3个冶铁遗址发现的炼炉遗迹及相关遗物,是了解和认识公元8~9世纪老挝西北高地地区金属工业生产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炼炉的基本形制以及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为我们深入研究老挝其他地区的冶金考古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通过南部沙湾拿吉省Kaison市Pak
Bor遗址的调查,尽管遗址年代较晚,但对于认识老挝的陶器而言也是一批很好的原始资料。通过调查以及与老挝遗产局的深入交流讨论,最终确定选择sepon矿区的Theng
Kham East和Ban NamaHee两个遗址作为进行下一步考古发掘的地点。

蒲甘古城

为完成商务部委托的《中国政府援助缅甸蒲甘佛塔——他冰瑜寺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方考古人员于2017年5月10日至2017年5月29日再次赴缅,对他冰瑜塔外围四周区域扩大范围进行了现场调查,确认他冰瑜塔是他冰瑜寺中的主要建筑。除了初次调勘发现的院墙、伽呦咗塔外,他冰瑜寺另外的附属建筑还有位于他冰瑜塔西南侧的高僧禅房基址及位于西北、东北侧的佛徒僧舍基址等。2017年5月14日至26日,在初次勘探收获的基础上,考古人员在他冰瑜塔四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勘探,厘清了他冰瑜寺的遗存和布局及堆积情况。此次调勘还对蒲甘古城及外围区域进行了初步的全面踏查,对蒲甘古城有了初步认识,同时使用无人机对部份佛塔进行了航拍。

南亚次大陆的古代佛教圣地 ——孟加拉国那提什瓦佛教遗址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古城是2010年由孟加拉国考古学家发现的,2013年,孟加拉国考古学家首次在纳提什瓦(Nateshwar)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4年12月~2018
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尔(Agrashar
Vikrampur)基金会聘请的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Oitiya Onnesw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三次对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5236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

纳提什瓦遗址十字形神殿鸟瞰

纳提什瓦遗址发掘现场

通过地层学和一系列测年数据,纳提什瓦遗址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年代约在公元780~950年,即修建于德瓦王朝(公元750~800年)时期,沿续至旃陀罗王朝(公元900~1050年)的前期。第二期年代约在公元950~1223年,这段时期为旃陀罗王朝后期、跋摩王朝(公元1080~1150年)和犀那王朝(公元1100~1223年)时期。据考证,这三个王朝都曾建都于毗诃罗普尔。作为阿底峡尊者的故乡,毗诃罗普尔在藏文典藏中也是一个神圣的名字。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佛教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座都城的存在。纳提什瓦遗址的早期遗迹,是一组塔院(stupa
court)和僧院的综合体,遗址规模、整体布局及单体建筑的特点,在孟加拉国都是前所未见的。晚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及多边形塔等附属建筑,这是孟加拉国10~13世纪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的珍贵遗产,该遗址将载入世界考古学史册。目前,双方正在协商毗诃罗普尔古城下一步考古计划,希望成为中孟两国长期合作的基地。

要“走出去” 也要“引进来”

近年来,中国考古在不断“走出去”的同时,依然积极“引进来”,在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2015年开始实施的中美合作“甘肃洮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之演进”项目,是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开展的区域性考古研究项目,旨在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建立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标尺,并寻找与生计方式、专门化技术演进的考古证据,以及与环境演变相关的各项指标。同年开始实施的“红山文化社区与分期研究”项目,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与美国匹茨堡大学、夏威夷大学的合作项目,旨在更好地利用区域考古调查方法了解辽宁地区重要史前遗存的社会形态。2016年敦煌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向自然学习—中国西北地区土遗址保护新方法研究”合作研究项目,在遗址风化机理和防治理念、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成功解决土遗址表面风化脱落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201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以提高科研水平、友好交流为宗旨,共同开展“三燕文化出土遗物研究”项目,以三燕时期出土遗物为研究对象,重点重新记录这些遗物,从而深入探寻三燕文化的真实面貌。2018年6月,武汉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芝加哥大学组织联合考古队,开始在盘龙城遗址展开为期三年的联合考古项目,计划将对盘龙城聚落形态和布局、手工业分布和生产组织、自然环境变迁与聚落演变、区域聚落形态分布与互动等四个方面展开重点工作。

中英共同开展模拟墙风蚀试验

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学员考察凤翔雍山血池遗址

除了以上合作项目外,杨官寨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是值得特别提及的。该学校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目前中国境内唯一的国际性田野考古培训学校。学校旨在为对中国文物考古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考古学专业、人类学专业学生提供有关中国考古的知识培训和田野操作技能训练,促进中外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交流传播。自2010年学校首次创设至今,围绕高陵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已成功举办了八期暑期田野考古培训班。2016~2018年,田野考古学校先后培训来自中、美、英、加拿大、波多黎各、中国香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学员,取得了良好的教学和宣传效果。

(本文部分文字和图片来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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