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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士道,扶桑武士道的利害

三月 25th, 2019  |  www.463.com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佛教,以及中国的孔孟之道。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www.463.com 1和武士道,扶桑武士道的利害。武士道
日本的武士道简单而言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忠君爱国,毫无畏惧的武士精神,武士道在日本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是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
武士道起源于古代的日本,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惜命的觉悟为根本,为实现个人于集体、团体的价值,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的为主君毫无保留的献身取义的武士精神。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为是切腹。
此外新渡户稻造的著作《武士道》已成为解读日本民族精神的入门书,是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而成
渊源和内涵
“武士道”一词在江户时代才出现,武士道的思想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融合重塑而成。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神道教、佛教,以及孔孟之道和亚洲甚至世界各国文化。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的精神信仰。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
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简直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畏惧死亡的人。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克己”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武士道的利弊 优秀一面
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质朴、胆识、礼节、信义、廉耻、武勇、忠诚、情爱、激越、豪爽、尚武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且类似于欧洲的骑士精神。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来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勇往直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无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的一味死战,武士必须智勇双全,无谓的牺牲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1600年伏见城最后两百名德川家守军,开城不断迎击西军,正是此类的英勇行为。当然,这种精神也能用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太平洋小岛上的日本守军高呼万岁的自杀式攻击。
武士道仍长存于二十世纪的日本陆军及日本海军心中。武士道,和其他正式的行为规范一样,也有负面的地方。武士经常残酷的对待俘虏,因为俘虏放弃了武士道。许多武士的敌人在作战后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遭处决。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骑士被俘可以用赎金赎回,日本人的作战方式从未采取用金钱换回俘虏的类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战场上被生擒,通常都会不光彩地死在俘虏者的手下。
残忍一面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别人而不在乎的习性。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看过在二战时候的电影,日本军人当中有集体自杀的场面,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呢,答案只有一个——武士道精神(也有说法是因为二战时期日本军官在军中传说中国军人会极其残忍的杀害战败的俘虏,很多日本军人不投降),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无数的汉奸与几百万日伪军。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仁、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
中世纪的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家族亲兄弟,骨肉相残。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
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久秀叛逆弑君将军足利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武田义信因为不愿背弃三国同盟,仿效他父亲当初流放祖父未遂,被武田信玄勒令自杀。
这样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www.463.com 2  一、叶隐是什么意思

日本的武士精神由来已久。7世纪的“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上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武士阶层逐渐形成。11世纪末,日本封建领主源义家担任陆奥守时,曾平定当地一次内乱,源义家向朝廷请功,遭到拒绝。源义家便自行对家臣论功行赏。
这个举动赢得了人心,关东武士纷纷投靠他,与其结成主从关系。从此,武士阶层的基础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这种武士阶层的思维、道德和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疯狂崇尚切腹
“武士道”不是日本人生来就存在于基因里的。明确出现“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年。
但是,早在始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就已出现“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称谓,即武士道的雏形。它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略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设立御家人制度,进一步以仪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从关系,武士的政治地位开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强化,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开始成为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法典。此时的武士道同样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但是,它更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最典型的是,死的倾向被美化,切腹自杀成为“光荣的解脱法”。
当时对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疯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体位和方法上还有多种区别。其实,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切腹动机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名誉,换取子孙后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武士”并不总是以“武”为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由“武”及“文”的过程。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
这些基本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本质是残酷无情 这种“忠诚”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
“赤穗47浪人”便是这种复仇主义的典型事件。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叶隐闻书》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
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由此,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
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日本历史
www.lishixinzhi.com)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日本武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后,作为封建贵族庄园的护从而出现的。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它本身分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
第一部武士的道德规范《贞永式目》是于1232年出现的。封建时代的武士,以“忠孝”和“武勇”为最高信条,随时准备去为他们的主人赴汤蹈火,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维护他们的荣誉,他们会切腹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武士是拥有武装的自营农民,所以具有农民式的主义。此外,打仗的原则是谁的武器性能好,谁的作战战术更合理,谁就取胜,这一原则今古不变。由此产生生了尊重科学的风气。到了江户时代,学术和教育飞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学校。幕府也设立了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昌平报学问所”,各藩有藩校,乡学和私塾,为町人(江户时代的商人,手工艺者),农民等百姓设立的“寺子屋”也布满全国。“寺子屋”的教育主要是实用方面所必需的读,写和打算盘。
日本的文化主体是输入中国文化和经中国输入的,带有中国文化的印度文化。但是,日本有选择地将其“日本化”。来源于中国,印度文化而?生的是“文”,而来源于日本文化而产生地是“武”。
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日本取了“义礼智信,忠诚孝悌”,唯独忽略中国人奉之为首的“仁”。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顺序都是“士农工商”,但是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已达到了宗教的高度,它起源于中世纪对领主,藩主的绝对忠诚。对上级无限的忠诚,绝对服从。注重信,义,勇三条准则,崇尚武力和冒险,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武士道从其发端之初起,统治了日本1000多年,其代表作是《地陶闻书》,它的主题十分明确:荣誉,慷慨赴死,对藩主的忠诚和修身。赴死的思想贯串全书。《地陶闻书》教导说,如果一名战士经常思索怎样去死才能无撼,它的生活道路就会是笔直而单纯的。在危险的境遇中它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会勇往直前,投入敌人阵中,迎接死亡。因此,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道”。
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主要是学会忍耐和冒险。为了学会忍受种种困苦,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击剑和柔道,半夜到墓地里去,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经受种种沈重的,甚至野蛮的考验。武士道文化蕴含著牺牲的精神。
所谓武士道精神是一种不成文之法,是历代的武士们口耳相传下来的,或是由知名的武家人士记录下来,成为后来武士们的人生格言。武士道不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是一个阴翳的民族,在偏狭的岛屿中产生的一种复杂、混乱和极端的生存意识,以及情感倾向。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它有能力保留品格或附庸风雅,但当它发展开来后,它表现出来的是其极其残忍的一面。它的残忍,不人道与现今的博爱,人权,平等,自由等有深刻的矛盾,但是在日本国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这是得这个东方唯一的一个现代化国家和西方的现代化国家具有很大的差异。
武士道精神的缘起杯描述得很有诗意。1200年左右,日本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他生活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他可以惊人的不顾事实,但他的满怀豪情和个人行为的确成了武士最初的形象。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曾找到对手。那时的琵琶法师未曾找到对手,因为他的刀术太高。在他那个年代,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在民间已广为流行,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标志着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到1221年,幕府通过平息承久之乱,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日本的公家和武家二元统治朝武士一元统治发展,其历史潮流势不可挡。通过主仆关系,武士终于超过了贵族,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武士最关心的是保家,所以,对主人的效忠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们这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壮大本家族。由于这种心态的存在,导致了日本人特别善于竞争的特点。
武士道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思想。武士阶级保留了祖先们残暴而洗练的气质。但这种思想是“只感化自己民族”的思想,对外则是残暴的一面,套用尼采的一句话:“如果把亚洲人的性格状况比喻成平原,日本就是一座突起的山丘”。
其实武士道精神所包含的残暴和洗练是很好理解的,自古日本主要有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个岛屿,地域狭隘,自然资源贫乏,最早见于史册的较为统一国家,主要是3世纪的邪马台国,以及5世纪的大和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必然导致不安定的社会环境,日本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中国古代的强大,安定,富庶的封建国家,不停的战乱使得人们形成一种畸形的武力崇拜,因为武力地掠夺能带来劳动不能带来的财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衣食无忧的生活和稳定牢固的政权来自内政建设,战争只能带来破坏和灾荒,称颂的战争是那些中止战争的战争,所以我们就有“兵乃凶器”的观点,老百姓也不喜欢士兵,但在日本,武士是政权稳定的唯一保证,所以武士能够完全脱产成为特权阶级,不可能有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屯田制度。武士道精神的残暴其实是求生存的本能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必然道路。
日本自古以来都有对外侵略的特点,同时也有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特点,但是我们发现,所有日本人所学习的东西完全停留在器物或制度的阶段,不论多么优秀的文化都不能感化日本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大化改新时日本向中国学习了现今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但是将中国以民为本,仁爱的文化弃如蔽履。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强调忠君,但是在国家和君主之上还定制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可以是为民谋利,可以是“正道”之类,总之一人专政的封建社会阶层之上高悬着一把“正义之剑”,任何人都可以以之为名进行反抗,这在日本没有。又像佛教在日本,它本身内省思考的色彩,不能让武士在动刀前有充分的思考。包括后来的明治维新,日本人学会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行政制度,但是把资本主义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精神撇在一边。比如,在中国经常有刺客被指定要刺杀地人感化而放弃刺杀,甚至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简单的说,日本人效忠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但中国人效忠自己的信仰。又如,日本的国技空手道,源自中国,它本身也就有它的两条基本准则:空手道是用来防御的;必须牢记上一条。但是二战中的日本武道家,在效忠天皇。很多都成了法西斯的工具。
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好战和侵略性可以在武士道精神的延续中看的很清楚。比如有一个训练武士的故事:1566年某日深夜,两个武士正进行一场决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但却都知道胜者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武士,他就是木曾昌义—-当时才六岁。第二天深夜,木曾昌义就被父亲叫去,父亲用刀抵着木曾昌义幼小的背脊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了你。”六岁的木曾昌义,在树林里接受了三天严酷的武士道训练,虽然他都成功地印上了血手印,但比起印在心灵上的残忍来说,这血手印算得了什么呢。其实,几乎所有的武士,都得接受类似的魔鬼训练。所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和屠杀中,他们是不会有任何道义上的顾虑,他们只在乎强者,不在乎善者。这也是为什么在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态度有这样大差别的根本原因,我们根本就不用想去教育日本人,我们只有变得比它强,让它害怕才是有用的。所以恐怖主义在日本有着别国不可能有的特殊效果,明治维新时的杀戮,和二战前少壮派军人政变的杀戮,是日本以恐怖主义改变国家的最好例证。
其实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是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强的精神,它要求武士强悍和残忍,包括对自己和对别人,所以日本人有更多的死士,日本人更喜欢自杀,杀人和自杀的如此轻易和普遍在中国应该只在三国演义中,之后虽有类似死国难者,也只是视死如归,而不是视生死如儿戏。神风特攻队最能体现日本人为求强大,不择手段,先对自己残忍,后对别人残忍的特点。
武士道虽然看上去远离了当代的日本人,但其实武士道已深入日本人的灵魂,是日本人思维方式的必然部分。形式上的没落,并且永远不可能从形式上复活了,但是,作为一种流毒,它在日本人的行为中依旧清晰可见。今天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够从武士道中找到久远的根源或较为可靠的解释。特别是武士道披着经济的外衣,进行出色的商业运作,更显出惊人一面。
如果认为,日本作为“商人国”跟以往的“武士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就错了。日本是一个最善于保留和发展传统的国家。日本很聪明的保留了武士道传统,并应用到现代的工作场所,他们能在和平时期,唤起战时才有的武士道民族主义和牺牲奉献的武士道精神。以日本这么一个强烈武士道民族主义的国家,日本人想到的总是他们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日本经济是一种由国家指导的武士道资本主义。武士道却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成功了。
武士道的思想带给日本的好处就是,整个民族的团结一气。在最近百年里,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思想,不断的发展自己。可是,武士道思想的落后性,也可从上文略知,所以这样的思想对日本的周遍国家带来了灾难,也扼杀了许多人的个性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低下。在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家,日本的女性深受武士道思想的迫害,注重男权的武士道,使得女性到现在还没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也可以从上文可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可望见的将来是不可能没落或改变的,作为中国人,应该更多的从自身发展上谋求克制之道。

  叶隐一词由来,缘于西行之诗,西行诗曰:隐于叶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

  此说甚美,有一种日本文化特有的含蓄美。万绿丛中一点红,是中国说法,可那一点红,并不隐于叶下,而是绿叶配红花,气象甚大。但日本文化,却说武士如花,隐于叶下,当你为他的羞涩而感动时,他的狂气却突然爆发。另一说法是,取自佐贺特产叶隐柿,将武士比作隐于叶下的软柿子?这比喻有点土,有点俗,不过,倒很像隐于树叶下默默奉公的武士,只是有点儿土气有余,而狂气不足,软柿子式的武士,恐怕很难说是好武士。

  日本文化小,所以,山本常朝归隐,自称隐于叶下,不像中国文化大,即使归隐,也是隐于林下。叶下与林下,气象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语吧!但不能因此而分高下,大的不一定就好,大而无当就不好,小的往往美好。或曰,叶即武士,武士归隐,就是叶隐,刚好常朝归隐,便以叶隐为书名。但日本文化,多以花喻武士,少以叶喻者。以花喻主君,叶喻武士,为常朝特例?武士万绿,而主君就是一点红了。此亦聊备一说而已。

www.463.com,  二、为什么要叫闻书

  山本常朝52岁时,是1710年,已叶隐10年。这一年,来了一位名叫田代阵基的人,只有33岁。两人初会,各自吟了一首俳句,表达他们心中愿望。常朝俳号古丸,在俳句里,他以洗尘的山樱自喻,也就是隐于叶下的叶隐者了,从俳号看,常朝信而好古,一如孔子。阵基俳号期醉,很青春的俳号,可以看作是期货。

  他在俳句里,将常朝比作是天上的白云,和目下之花,他说自己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可以同这片云、这朵花相伴了,表达了一种忍恋。常朝听了这首俳句,想必很感动,十年叶隐,那份孤独可想而知,忽有粉丝不期而至,他一感动,就打开了话匣子,话儿滔滔,如放水矣。一个口若悬河,不停地说;一个不动如山,默默地听。常朝口述之后就去世了,阵基又花了7年时间成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常朝于叶隐时口述,阵基据当时之口述笔录,补充了一些口述以外由他本人提供的材料,所以叫做《叶隐闻书》。有人说,《叶隐闻书》在形式上像《论语》,所以又叫做武士论语。其实,闻书与论语是有差别的,可它们的差异,无人道及。

  闻书是记录性的,论语是论纂性的;闻书是个人之间的交谈,谈话内容具有私密性,论语是老师教导学生,内容具有普世性;闻书是个人笔录,忠实于口述者本人的思想,论语是集体编撰,是圣人立言;闻书的思想是个体性的,言论很自由,什么话都敢说,论语是学派性的,语气斩钉截铁,有一种决定论的风格,要代表真理;如此等等……

  《叶隐闻书》,在日本从未享有过像《论语》那样的官方地位。天皇不提倡它,因为书中所言的武士道,几乎就与天皇无关;将军也不提倡它,因为它所说的武士道,要求武士忠于自己的主君,而不是忠于将军,而且它对将军治下的上方风(江户、大阪一带的武士风)极尽嘲讽之能事。这本书,是为他自己的国家锅岛藩作的,属于国学。但它在锅岛藩的官方地位究竟如何?目前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从《叶隐闻书》版本情况来看,几个系的版本,几乎都是从这一带流传出来的。大正年间,出过一个本子,书名就是《锅岛论语》。也许《叶隐闻书》在锅岛藩享受过《武士论语》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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