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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教育管理学探索www.463.com永利皇宫,双面包车型客车性感与多维的乡愁

三月 24th, 2019  |  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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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城乡教育共生实践的可能性关键在于:确立平等正义·承认正义的哲学前提,重建乡村教育,拾掘与建构乡土知识,正视“逆城市化”现象与“新乡土主义”思潮及可能出现的“教育互转”。

  2018年9月16日下午,“浮现的痕迹”展览亮相上海青当代艺术空间,这是青当代艺术空间首展“角渡”之后的又一重磅展览。

  1985年的雷蒙威廉斯( PHOTO © MARK GERSON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雷蒙·威廉斯,英国马克思主义大家,文化研究重要奠基人。他的《乡村与城市》着眼于破除传统英国文学观点里对乡村与城市看法的谬误。所谓“快乐的英格兰旧乡村”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真实的乡村充满苦难,但也并非与城市相对的愚昧。城市也并不等同于进步。对于乡村与城市的不同意象和阐释代表了不同阶级和立场的人们对变动中的社会的反应。我们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理解处在历史流变中的乡村与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该采取何种方式应对当下的挑战。对乡村,威廉斯着重的是撕破掩盖在其上的温情面纱,还原一个真实历史中的充满苦难的乡村。对于城市,则侧重于讲述其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以外,威廉斯还关注人们做出不同的阐释的理由以及其中的联系。在他看来,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与张力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必须克服劳动分工的问题。

城乡教育共生;农村教育;城市教育;乡土文化;教育改革

  众所周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持续增长的国民经济,蕴藏着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如若以中国为圆心规划出境旅游最佳半径,日本恰在这一半径的黄金位置,且比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不仅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发达便捷的社会交通,更具备丰富且多元的旅游内容资源,使其多年坐拥亚洲乃至世界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巧合的是,毗邻大地艺术祭的日本摇滚音乐祭鼻祖FUJI
ROCK
FESTIVAL,从1999年开始就移师新潟县的苗场滑雪场,并以为期三天的大型音乐现场表演于7月底赢得了来自中国、日本乃至国外超过6.7万游客的纷至沓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活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在这个距离东京市区仅有2小时车程的乡村腹地分头展开,从而把“越后妻有”这样一个念起来有点拗口的名字打造成中国游客耳熟能详的文化旅游热点。

  二〇一五年初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春节返乡笔记引发热议,重要的不是笔记及所描绘的乡村本身,而是其升级为公共媒体事件后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同年十月,习主席访英时东道主安排住乡间,以体现昔日工业文明之都的最高规格,在微信朋友圈中引发关于打翻了多少中国人的乡愁的对比和讨论。实际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乡村一直作为过剩资本新的增值空间而引发关注。就在二〇一四年二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等商界大佬们就以我们的乡愁为主题围炉漫谈。如何理解错综复杂条件下的多维乡愁及其内在张力?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雷蒙威廉斯,以自己所熟悉的英国文学作品为例,在四十三年前完成的《乡村与城市》可以为我们提供充满洞见的启示。

作者简介:刘远杰,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哲学。北京
100875

  事实上,越后妻有并不是日文中确切的城市与地名,它是包括日本新潟县南部的十日町和津南町在内的760
平方公里的区域。“越”在日语里有难以逾越的意思,“越后”就是更难到达的地方,地处偏僻的越后妻有地区散落着200个左右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不管是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还是川端康城的《雪国》,新泻留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大雪。这里的地貌以多山的平原为主,由于山脉阻隔和气候原因,人口稀少,交通闭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经济在战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泡沫和危机,新泻县的传统农业持续衰落,年轻人纷纷移居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寻求发展,使得乡村因人口流失沦为了“空巢化”的老人、闲置学校和废弃住宅的破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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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工业化、城市化的先驱,但英国人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对于乡村文学的热爱。对逝去的乡村生活、乡村美德以及对美好的旧英格兰的缅怀,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反复书写,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赫西俄德和维吉尔的时代。而雷蒙·威廉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研究奠基人,却执意要打破人们对乡村的这种浪漫想象。在对乡村与城市这一组关系的审视中,威廉斯几乎是重写了一部英国文学史。在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书里,雷蒙·威廉斯不厌其烦地核对每个时期的文学所反映的社会与真实的社会之间的误差。他的雄心壮志将整个英国数百年来的政治与经济乃至意识形态都囊括了进来。他认为,昔日的英格兰乡村充满苦难,城市也并不等同于进步;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主题中,文学带有阶级的烙印,也承担着意识形态的功能。

内容提要:一项教育管理学探索www.463.com永利皇宫,双面包车型客车性感与多维的乡愁。反思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城乡教育”问题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局限,共生哲学、共生价值观成为新时期的必要选择,根本就是要从哲学或方法论意义上建构起一种中国城乡教育共生观,即强调乡村教育与城乡教育作为具有不同“性格”的教育类型之间“异质共存”、互哺发展,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关系构建。城乡教育共生实践的可能性关键在于:确立平等正义·承认正义的哲学前提,重建乡村教育,拾掘与建构乡土知识,正视“逆城市化”现象与“新乡土主义”思潮及可能出现的“教育互转”。

  笔者恰巧在大地艺术祭和FUJI
ROCK召开之前受主办方之邀踏上这片土地,一脸惊讶地看到了新潟县内空荡荡的商店街和几乎没有住客的温泉旅馆,甚至空无一人的便利店为欢迎我们还特意送出许多抽奖券和礼品券。满怀着放松身心的愿望来到这片风景优美的田野,却目睹如此凋敝的乡村景象和佝偻着身躯缓缓而行的老人背影,心中难免生出一种萧瑟之感。与之形成紧密关联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都市主义的高歌猛进从一开始就蒙上了种种反乌托邦的阴影,乡村的结构在以几乎光速的节奏发生着萎缩和蜕变。相应地,怀念旧时田园生活的“乡愁”情结就成为了西方社会流行文化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在北美(尤其是美国)表现为逆都市主义(anti-urbanism)以及乡村社会浪漫化的泛滥,而在英国则体现为将乡村描绘成一片绿色宜人土地的田园牧歌及其对健康、清洁、静谧、愉快的乡间生活的歌颂。

  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除了《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等获得广泛讨论和引证的经典外,《乡村与城市》这部饱含深情的著作,虽然中文版直到二〇一三年才问世,却及时为我们打开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城乡面向,打破我们长期以来文化研究无农民的盲区。作为一位当时即已享誉世界的学者,威廉斯为何要写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书?因为其不仅联系着作者身为农二代的切身经历出身于威尔第边境乡村的工人阶级家庭,现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书中隐约可见作者对祖父及家乡的记忆与理解;同时还有其对当时主流城乡论述所产生的包括纳闷、愤怒、不平等在内的真情实感。

对于《乡村与城市》的写作缘起,雷蒙·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时说得很明确:“是对某种特定文学正统的强烈回应”。“如何阅读英国田园诗”这个问题曾被许多人探讨,针对田园诗提出的文学性的问题却往往具有明显的社会和政治前提,这就成了这个题目吸引威廉斯的地方。

关 键 词:城乡教育共生 农村教育 城市教育 乡土文化 教育改革

  这些浪漫情怀构成了想象中的乡村景观的基础,也同时遮蔽和掩盖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乡村中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生活的反乌托邦想象与乡村的浪漫图景交织在一起,催生了特权阶层中一种历史悠久的“逃离”都市的习惯。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在标榜自由放纵的汽车文化的助力下,一种多赚些钱然后赶紧逃离都市、逃向自然的冲动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这种倾向在二战之后变得愈发明显:富有的城市居民将这样的乡村地区当作娱乐休闲的度假场所,而这又反过来强化甚至丰富了消费社会关于乡村的浪漫化、理想化的描述。不难想象的是,政府部门和商业文化机构也正是看到了向城市居民出售这种“走进自然”的乡村体验所能带来的市场前景,一整个“乡村文化产业”才应运而生,并将一系列乡村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景观化、商品化、艺术化,再附加上更为浪漫诗意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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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与批判》中,文学被定义为“人类经验的记录”;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将其称为一种“记录”和“回应”;而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文学则是“价值标准的戏剧化”,是“一种姿态”。这些同属于威廉斯的定义显示出一种紧张。威廉斯指出,田园诗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乡村庄园的记录,记录的是曾经存在于英国但后来被资本主义摧毁的的有机乡村社会,但当你准备对其进行批判时,人们又会转变立场,说那不过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威廉斯决心从这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质疑。

标题注释:www.463.com永利皇宫,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广西教育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16JD207)。

  1994年新潟县政府提出的地区活性化政策“新千年发展计划”,身为艺术总监的北川富朗则声称要以艺术改变现实,创办了“大地艺术祭”并致力于使越后妻有成为“展示人类与自然如何建立关联的示范区”。因此,就有了这样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山村和森林为舞台,重新探讨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此次大地艺术祭的艺术作品构成包括两种模式:邀请参展以及公开招募。艺术家以当地驻留的方式创作很多作品,材料来自周边,并与村民合作共同完成。最后驻留在14所学校、40余间空置房屋、760平方公里乡野,还有里山美术馆、农舞台、清津仓库美术馆、明后日新闻社文化事业部等逐步新建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合作空间。不同作品之间距离非常远,由此延长了人们在当地的停留天数,增加了人们前往越后的次数,由此叠加成倍的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特产收益。

  《乡村与城市》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各种论述,重点不在于揭示乡村或城市是什么,而希望挑战各种半是想象出、半是观察得来的缩减惯例。对于威廉斯来说,这样的定型化认识与偏见常常是成组出现的,并在论述实践中被不断地强化与凝固。因此需要左右开弓,并对各种可能的陷阱保持充分的自觉。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3-0003-13

  新潟县不遗余力地借用艺术这一名义实现多种文化资源的链接,这其中就包括国际著名艺术家Marina
Abramovic、James Turrell、Christian
Boltanski将废弃的住宅和教室改造成可供参观、消费的艺术旅社“梦之家”、“光之家”和“最后的教室”,著名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莫斯科艺术家夫妇Ilya
& Emilia
Kabakov在田野里装置色彩斑斓的艺术作品《花开妻有》和《棚田》、被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打造成具有网红打卡胜地的清津峡溪谷隧道景区等等。除此之外,参与其中的还有建筑事务所、大学机构、舞蹈音乐团体、理论家、地质专家、各类研究工作站。它们共同构建了丰富的艺术生态,旨在激活当地旅游服务配套建设的自动发展,实现荒田弃屋艺术化、土产餐饮特色化、当地人文国际化、旅游产业多元化,最终要让这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这种拒绝与反思首先体现在分析视角上。在威廉斯看来,居高临下的眼光以及将乡村理想化、使之与城市对立的潜在逻辑与思维习惯是我们最需要挑战的。看似区分对立的两种主导性观点:怀旧且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与生机勃勃的城市进步主义同样需要警惕。前者视野下的乡村常带有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在浪漫化与理想化中人为制造城乡二元对立。实际上,乡村既不等同于愚昧和落后,也不是欢乐的故园,而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压力和阴影下充满着变化与复杂性。与此相对,城市进步主义视野下的城市,常被作为进步、启蒙和力量的象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拥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权。而实际上,现实都市既存在道德意义上的孤独、罪恶等,还包括巨大、冷漠、污染、原子化、石头迷宫、断裂性、个人主义、流动性、风险集中等可能将人类引向更危险境地的元素。

“乡村”与“城市”这两个词,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太多情感。威廉斯就曾经在他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里追溯过“country”(乡村)和“city”(城市)的词源。Country一词来自拉丁文contra(相反),指“呈现在观测者眼前的一大片土地”。13世纪开始,它的含义是“住民的土地”,16世纪初期开始具有独特的乡村地区的含义,16世纪末则随着都市化的扩大获得了相对于城市(city)的普遍通用的专门意涵。到了19世纪,country“也用来描述整个乡村的生活与经济”。

“城乡教育”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和长久性促逼我们不能也不应满足于当下理论与实践之构筑,诸多问题仍待进一步追问、探究与解答,如,农村教育果真是落后或“差”教育的象征吗?现代城市教育一定是“好”的且远优于农村教育进而农村教育一定要“城市化”吗?又如,“我”只能接受乡村教育或城市教育吗?城、乡教育是“平等”的吗?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我们对惯有的思维、观念与价值判断加以反省,更需建构新的问题意识、认识思路、价值或哲学立场;既需理性之思,亦需勇于想象;不仅是教育问题,又是文化、文明的问题。“共生”作为一种生命与价值哲学、关系性思维方式,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城乡教育共生”观力图以人的人文与社会性发展为根本进而推进城乡教育、文化、文明的共生发展,虽具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但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抵达教育与文明之“彼岸”的哲学假设。

  有趣的是,大地艺术祭采用“地球环境时代的美术”为展览主题,这一slogan如广告修辞般把这个旅游胜地兜售给那些急需“释放”或“减压”的城市消费者。与之相伴的还有近200场连续不断的活动,囊括了7-9月所有的日本传统节日,盆踊、花火、夏祭、能剧以及时下流行的自行车比赛、露天电影、现代歌舞、艺术交流论坛、行为艺术等活动融入了整个越后妻有,被称为将艺术、节庆、游戏、自然融为一体的“五感的艺术节”。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体验浪漫田园生活的需求,资本、文化机构与地方政府一起尝试重现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景观以及重构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浪漫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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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tas,civitas又源自拉丁文civis,意指citizen(市民,公民),并不是指定居某处的人。它自从13世纪就开始存在,但它那用于指涉较大城镇(town)以及用于区别城市地区(urban
areas)和乡村地区(rural
area)的现代用法也是源于16世纪,与日渐重要的都市生活相关。19世纪之前,这种用法通常只局限于伦敦,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它因城市生活的快速发展而获得了较普遍的词义用法。City呢作为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涵的独特类型的定居地的含义是从19世纪初期确立的。

一、反思与改进:我国“城乡教育”问题的认识论、价值论局限

  事实上,大地艺术祭所贩卖的农业产品(如大米等土特产)、生活用品或者针织物品和艺术衍生品,尽管实际上往往是由工厂批量生产,却被当作一种更好的、更为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以高价销售。然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如何借助神圣化的艺术节形式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成为人们盲目迷恋的对象,以及在这样一种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与取代。当商品化的形象被普遍当作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现实就被化约成了一种物化的表象,成了居伊·德波口中的“景观”。乡村在艺术节形式下的景观化体现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绥靖的过程,旨在掩盖晚期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种种“异化”过程。

  出生于英国的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所作帝国事业系列之《田园牧歌的状态》(The Course of
Empire:The Arcadia or Pastoral State)

单单通过词源学的考据,我们便可知道乡村与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在这些流变之中,存在着一些经久不衰的意象和阐释。威廉斯认为,正是由于它们不断变化,才使得那些意象和阐释经久不衰;不断变化的阐释证实了,确实存在一些由特定历史进程创造出来的永恒需求。我们需要说明这些主要阐释中,持续性和流动性共存的现象及其背后的联系和原因。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的剧烈演变深刻地表现为城乡之间教育、文化、文明的“拉距”战和分离史,又可谓之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导向下的中国急速现代化构建史和传统乡土社会没落史。以此为背景,我国学界不断涌起关于乡村生存与发展、城市化问题和中国文化传承复兴的忧思浪潮。对于教育,其作为文化创新、文明演进、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因和同构机制,在此历史过程中的衰落与兴起似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乡村教育复兴更成了乡村存亡乃至城乡文明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石,从而,“乡村教育”不免成为此浪潮的中心话语,可以说,“现代教育的问题是与整个乡村问题扣连在一起的”。同时,如若在一个宏观的横向文化空间视野上审视当前我国教育整体发展样态,其“问题性”就可能统括到一个“城—乡”文化空间的分析与解释框架之中:不但要独立看待“城”或“乡”文化空间下的教育问题,更要从“城乡”整体性文化空间中窥探教育问题及其成因的整体性与深层互联性。于是,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相互哺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良性关系就成了当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不断加剧的乡村的商品化过程或者不断涌现的新的乡村商品化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会完全剥夺乡村景观与文化的意义;相反的,这种商品化的过程是在不断为全球与地方力量所建构出来的“乡村”提供或者相互冲突又或者互为补充的全新素材、理念,使得这些建构显得愈来愈丰富,也愈来愈“真实”。然而,商品化的过程却从农民手中攫取了这些乡村生活的符号,以“拯救”这些被“淘汰”的物质文化的姿态,将它们转化成了一种清净、整洁、古雅、浪漫的乡村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越后妻有在无形之中已经变成了景观化的乡村“美好生活”的具体表现。如此一来,参观大地艺术祭的观众们关于乡村“美好生活”的认知和想象就愈来愈依凭于鲍德里亚所谓乡村性的“拟像”,由脱胎于都市美学、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诸多“戏仿”的乡村元素编织而成。

  类似的浪漫化处理看似截然二分,实则一体双面。为展开对这两种主流论述的批判,威廉斯通过对前后跨度数世纪的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爬梳比较,让我们看到在包括小说、诗歌等文学表达中,乡村与城市在存在形态和功能意义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常常受到遮蔽,所建构呈现的多是精心挑选过的单一面向,同时作为被论述对象与空洞能指,被现实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力量所填充和改写。按照作者的话:不仅真实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遭到了伪造;而且一个传统的、幸存下来的乡村英格兰也被草草创作出来,几乎被一种实际上属于市郊的、半文盲式的胡乱描写遮蔽起来。(354页)而实际上,即使对于英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我们既可以发掘出包括城市互助组织和有利于新式社会组织成长的新城市,还可能重新发现内含多种功能和动态变化的新乡村。因为,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393页)。

在普遍的看法里,乡村往往跟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例如,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被认为是落后、愚昧而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城市则代表人类智力的中心,同时也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在认识论上逐渐突破了狭隘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再孤立地看待城市的或乡村的教育,开始转向从城乡教育的关系性、整体性的视角看待“城乡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在价值论上我们立足于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在处理“城乡教育”问题上构建起针对农村教育落后局面的价值偏向模式或“帮扶”战略。从而不仅在学术研究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更在实践层面不断推进着我国城乡教育改革与发展。应该说,“城乡教育一体化”理论及其实践,正是此浪潮中涌现出的最佳产物——一种认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对促进我国城乡教育公平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现实意义。这种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普遍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视为是教育管理制度的一体化,打破了过去长期实行的用两种制度管理城乡教育的做法;[1]二是立足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进化”取向,把城乡教育一体化视为一个“双化”进程,从而加速了现代农村教育发展,城乡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三是坚持实行资源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集中体现为师资与办学物质基础),推进实现教师互流的体制机制和城乡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一体化”,从而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指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分配更加均衡)。

  总的来说,大地艺术祭在越后妻有深耕长达20年,还是给绝大多数本地居民带来了周期性的人潮涌动和振兴当地经济的积极影响。不仅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节志愿者们协助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甚至还组建了一支卓有成效的女子足球队。除此之外,从第二届艺术节开始,“松代梯田银行”项目就邀请外来者参与农田的插秧和收获,认领土地的都市居民可以获得部分大米作为回报。到目前为止,该地区认养土地人数有345人、企业团体8个,总耕作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困扰当地居民的40栋空屋、10所废校,也被大地艺术节改造成为餐厅、宿舍或展览空间,从而活化并升华了当地的社区人气和建筑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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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不对?在戏剧中,在小说里,在散文的议论和杂志的随笔里,威廉斯都找到了怀旧的代表。他逆着时间顺序,细数自其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到17世纪初作家们对过往的怀念和对被破坏和毁灭的旧生活的缅怀,而他们的怀旧所指涉的时代,都有着更早的作家在怀念更早的过去。既然无法追溯到一个确定的时点,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诗人们怀念的往往是自己的童年。那些怀想有何特征?威廉斯暂且按下不表。

然而,即便如此,当前我们依然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现实:我国农村教育依旧深陷困境,城乡教育实质公平问题长期存在。城镇化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加速背景下我国农村学校快速大量消失,其伴随着家庭教育缺失与社会教育断裂等问题,加之支撑农村教育的乡村文化逐渐瓦解,使得农村教育成了“悬浮的孤岛”,[2]失去了文化根基,“村庄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沦为不闻童子声的‘寂静的村庄’”,[3]面临巨大的复活困境,甚至有人因此而断言“农村将走向终结”(基于现代与传统、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等发展的二分法视角)。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农村教育处于应试水平低下和无望素质教育的双重矛盾之中,何谈教育质量?而反观具有先进“现代教育”形象的城市教育,难道一切都那么美好吗?并非如此。“教育拥挤”、“改革疲惫”、“人文渐失”、“传统消逝”、“个人主义”、“理性僭越”、“资源攀比”、“学业负担”、“道德滑坡”、“技术规训”、“知识理性”、“共同价值消解”等问题正日益积变、滋生着一种城市教育病或消极现代性绑架——成为中国现代教育面临的棘手难题。这些无疑正在给我们发出重要警示:难道我们就可满足于已有理论及其成绩而坐享“功劳簿”吗?恐怕不能如此。我们不能停下追问与探索的步伐,甚至不得不要审慎地反思当前我国“城乡教育”问题的既有认识方式、价值判断及改革实践。

  然而,此时此刻正在越后妻有探索乡村“拟像”的艺术爱好者们,又有多少人能感觉到消费社会无所不在的商品化绳索,始终在背后牵引着他们的脚踪呢?

  杰克伦敦《深渊居民》(The People of the Abyss,Tangerine Press,
2014)中反映20世纪初伦敦城市贫民的照片(Photo © SWNS.com)

他转而分析田园诗的定义。从赫西俄德到维吉尔之间,显示出了一种田园诗的延续性。田园诗仍然带着来自现实生活的张力,保留着与劳作、与真正的乡村生活之间的联系。例如,维吉尔田园诗内部中,就有乡村定居的乐趣和失地、遭受被驱逐风险之间的对比。与此同时,田园牧歌的味道也在有关未来的语境中显示。但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一步步删除了这些古典诗歌里面的生活张力,精心挑选的意象被呈现出来。新田园诗或成为宫廷朝臣的把戏,或成为对真实英国乡村生活、社会、经济关系的美化。以本·琼森的《致潘舍斯特》为例,乡绅的生活作为宫廷和城市生活的对比而受到肯定。经过有意识的选择和强调,潘舍斯特成为了一种符合道德的经济:“地产被描写为上天所赐予”,“看不到其中有明显的劳作”。真正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劳作从诗歌的图景中隐去,现行社会秩序被描述为合乎自然的秩序。

现实上,当我们客观而公正的审视既有的理论视野和研究习惯时,却不能说是没有局限的。比如,我们总习惯性立足于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范畴或分析框架研究城乡教育问题,虽然诸多关于制度、体制、机制、策略、模型等理论成果颇丰,却极少触及如生命、尊严、人文、意义、道德、人格等教育的本体性问题。如李政涛教授所说,实际上我们正需要一种“教育尺度”和“教育内立场”,而未能“基于教育立场的眼光、视角和参照系”或者说未能根据“能否促进并实现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参照系和标准来衡量城乡教育问题,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育研究。同时,在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实践进程中,现实是“教育的价值与角色缩减为只是为社会转型与发展服务,在对时代挑战和社会需求的应答中,成为社会变迁的附庸和‘应声虫’”。[4]而反过来,关于教育改革是否能成为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导向性力量或内推力这一问题,却很少引起学界重视。更需承认的是,出于我国农村教育整体落后于城市教育的基本现实,我们对农村教育不断投之以人道主义关怀与支持的同时,却忽略了从尊严、价值、传统与权力等重要维度对农村教育进行积极审视,在看待城、乡教育时我们总是缺少一种“平等的眼光”。而当反观城市教育本身的时候,又不难发现,我们所一贯秉持的“城市教育优势论”及其背后的“傲慢”正使我们失去对城市教育自身的批判精神与反思能力,而更多的是一种“纵容”或“溺爱”,其结果是城市教育“义无反顾”地向“前”迈进,急速走向现代化、西方化,逐渐失去应有的节奏、品质与精神。由此种种,概而思之,目前对于我国“城乡教育”问题的认识,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反思的:第一,往往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思路、经济学视角和现代城市教育的眼光,从而致使对城乡教育问题的研究难以取得新突破;第二,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农村教育“问题化”或“弱势化”的先入观念和思维定势,这并不利于对城乡教育关系形成公正合理的认识;第三,研究中城市本位的价值立场占据主导,即习惯从“城市”的角度并以城市的标准去衡量农村教育,容易将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夸大曲解为教育城镇化的必然本质,甚至在潜在意识中存在以城镇教育取代农村教育之嫌,从而消解掉农村教育发展的合法性与特有逻辑;第四,我们关于教育、文化、文明之间的同构关系的探究非常匮乏,实际上,教育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机制,又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方法,教育改革必然密切关联着文化与文明问题。

  如此简单化和静态论述既不利于城乡间复杂现实与互动关系的展开,还掩盖了乡村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重大历史脉络及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消解乡村和城市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比如:传统乡村秩序的消解失效,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皆非自然意义上的式微,同时联系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的线性发展观对多元化文明形态的排斥。

利用田园诗的不仅仅是地主阶级。无地穷人和中间阶级同样适用了其中的思想资源。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代表无地和少地农民的空想共产主义派别掘地派,再到后来的土地宪章运动者以及激进劳工,他们都坚持着对黄金时代的想象——一个更古老的,尚未腐败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群。这种“怀旧”呼唤改变的成分更多。而在中间阶级那里,对黄金时代的想象被投射成为乌托邦岛,是一个小业主的共和国。“怀旧”带有不同阶级和立场的利益诉求。

他要求,我们不仅要看清乡村社群的现实,还要看到也是社群一部分的观察者在其中的位置和态度。他看到,乡村劳工的观察者们要出版或找工作,往往不得不依赖赞助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突破重重困难坚持发声,但有时也带有无可避免的局限性。曾经过着艰苦的劳作生活的“打谷诗人”达克写出过真正反映劳工生活的感人诗篇,但当他引起王后注意,得到了王后赐予的丰厚薪水之后,就开始受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文风走向浮华空洞。

另外,人们认为的“古老的正义的年代”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威廉斯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真的乡村”。和后来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相仿的阶级形式在圈地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英格兰乡村之中。在封建社会,同样存在残酷的剥削,多数人都被强制劳动,如牲畜一样被买卖。

兰霍恩将贫民的苦楚归结于道德败坏的地主阶级代理人身上,认为正义失落在一个或几个世代之前,其实是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一个仁慈的人无法任自己看到所处苦难的真正根源在于和他直接相关的阶级。”改变农业英格兰的农业资本主义过程一直掌握在在场的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的地主阶级手里,农业资本主义制度“以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成功地改变了它的环境,把人和自然都变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目的的工具。”“增加真正的财富,却又不均匀地进行分配;使更多的人能够成长和生存,但又把人仅仅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除了这些抽象的功能外,对社会没有实质的权利。”因此,发达的社会生产与悲惨的社会现实同时出现了。圈地运动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它挤占的不仅仅是农民生存的基本空间,还有他们竭力维护的一点点使自己免于陷于雇佣境地的狭小空间:例如用于种菜的一小片菜园,进行采摘和捕猎的野外。

那么,城市的状况又如何呢?英国曾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伦敦,即使统治者下令不准扩建城市,限制伦敦扩张,也难以阻挡他们的脚步。限制流动的定居法让失地破产的人处境更加悲惨。如果能够自由地流动去城市没有好处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黑暗的伦敦”之名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作为国家首都和国际都市的那一部分实在太过光芒耀眼。威廉斯为什么要警告我们要警惕关于城市“进步”的观点?

在威廉斯看来,人们常常容易持有一种含混的“进步论”观点,即城市优越论。它将都市和工业置于乡村与农业之上,认为都市是更为“先进”的存在。那么,既然资产阶级的发展形式中包含着比农村更高级的东西,那么,“几乎所有打着城市无产阶级旗号的计划都会具有政党想并会得到强制执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就是这样一个强制执行,并带来严重弊端的实践。这种思维还发展为帝国主义体系思想的一部分。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英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的复制。以经济和贸易控制为前导至今仍没有改变,支持这种剥削的则由原先的武力变为了政治和文化控制。

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看似祥和而实则危机四伏。威廉斯对这一点虽然没有详加展开,但我们只需依靠常识便可为之补全这一块时政的地图。远如肆虐于中东和欧洲的ISIS恐怖分子,近如我们身边城市的重度雾霾。为什么威廉斯要求我们从分工的问题入手?为什么要通过新型的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回到威廉斯自己的论证来看这一点。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列举的是英国的现象,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只是略有触及。但当我们把他论证的内容置换为别的国度的情况,会发现那照样是站得住脚的。

“封建时代”“中东”等定义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但在此仍可暂时借用。就物质条件而言,当今社会自然比曾经的封建时代要优越。封建时代的民生疾苦不必多说,但对于被强行拖入欧洲殖民体系的亚非拉人民,这确实是他们本来想要的发展吗?萨义德在他的《最后的天空之后》中书写了被撕裂的巴勒斯坦民族的痛楚。被迫背井离乡数千年的犹太人通过购买土地,通过英国等国家的支持,逐步将巴勒斯坦地区的大片土地攫为己有。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全世界。如今,ISIS的肆虐背后是阿拉伯世界暗涌的冲突的浮现。身在中国的我们,也许可以淡定地看着涌向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正在给移入国带来一场又一场文化和政治上的冲突,但不要忘记,ISIS已经侵入到阿富汗,而阿富汗和又是中国接壤的。对“城市”代表的“先进文明”的向往,让人们涌向欧洲发达国家寻求庇护和容身之所,正如一直以来人们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如果“城市”能“拯救”“乡村”,只要“发展”就能解决一切矛盾,那么,为什么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仍然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仍然无法走向掌握“先进”话语权的国家行列?在英国,“乡村”与“城市”的意象对抗体现在田园诗里,在各种风格与文体里,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不同阐释,就是真实社会中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人对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不同回应。而在整个世界的维度里,它们可以转换为不同民族与文明之间的联系与对立的形象和相关的阐释。

当今中国也正经历着英国曾经历过的工业化进程。对“旧英格兰”、“乡村的美德”的怀念缭绕在英国人的笔下数百年,在遥远的中国也不乏同声相和的回应。比如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的春运大潮,抢票之难成为年年不变的话题。抢票为何难?归家为何难?为什么在短短的40天里,会有30多亿人次的流动?最直接的理由是,春节是传统的团圆日,所以要回家。因为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更有利的处境,所以人们要离开农村往城市去。凋敝的农村和日渐冷清的节日氛围,往往是返乡人士最直接的观感。一方面,许多人表示对儿时过年节日氛围的怀念,缅怀对农村里人与人之间纯朴的感情与关系,此时,城市几乎就是威廉斯笔下所写的那个,被人们认为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另一方面,对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思想观念的抨击也不绝而耳,例如,有名的网络社区天涯论坛上,讽刺来自乡村的“凤凰男”的帖子就非常流行。这样看来,中国的农村,用威廉斯指出的人们对于乡村的固有印象“落后、愚昧而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来形容也是非常合适的。简单化的概括往往会遮盖一些重要的事实,妨碍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正如威廉斯所说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农业与农村已经退守到边缘的不重要位置,但当今的世界状况显然否定了这一点。分配不均的财产——目前,全世界46%的财富集中在最富的1%的人手里,而全世界现在仍然有超过8亿的饥饿人口。

但威廉斯并不是要取消所有这些长盛不衰的概括,他不是说那些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就只是一种简单的幻觉,而是着眼于更深层的问题:那些观点的出现是为了阐释怎样的经历,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产生或再次阐释某些特定的形式?他不仅要问,那些观点在某个时期有了什么样的发展,也要问它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与其它观点的联系。他认为,“阶级社会的连续形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引起生产力的解放,与此同时也包括了崭新、稳定的剥削形式”——这是威廉斯心中马克思主义的要义。

在新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威廉斯颇为赞许的社群。在英国,“新的民主形式和思想正确切无疑地发展起来。”通过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新式社会组织在城市和乡村中成长起来。例如,“为建立新的形式的地方政府而进行的斗争”,为了投票权和受教育权的斗争,等等。威廉斯认为,乡村劳工们诸如”烧干草暴动“之类的抗争实现了了“比他们更受好评的先辈们更为积极的精神、更为自觉的自我组织,以及最终更多的成就”。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威廉斯一直无愧于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勇气。他的作品包括三十多部书和几百篇文章,范围遍及文化理论、文化批判、戏剧分析乃至于小说和剧本等诸多领域。他与英国传统的精英主义相抗衡。传统出身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进传统的贵族学府剑桥大学,早在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开始确立自己的左派立场。二战期间,他曾应征入伍抗击纳粹,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又在战争中开始反思统治阶级的功过和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并拒绝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征召。他投身成人教育15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打破专重经典的批评方式,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审视流行文化。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梳理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国思想史中“文化与社会”的传统,提出分析一个时期的文化,要分析其时人们的情感结构——官方意识形态和新出现的社会体验之间相互矛盾的场域。而在晚期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论,对利维斯和马克思的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扬弃。在《乡村与城市》里,我们还能听到这位马克思主义大家的教诲在指导着当下的实践。

参考文献:

1.[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英]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4.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版

5.赵国新:《西方文论关键词:雷蒙·威廉斯》,《外国文学》,2011年第3期

6.奚昊捷:《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与乡村——以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为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美]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晏琼英、王宇洁、李维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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