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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敬爱背景下的风俗学田野同志作业反思,三进平卿

三月 22nd, 2019  |  风俗习惯

《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对民俗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经过十余年的非遗普查之后,当前更需要精细的田野调查,对地方民俗进行深描与精研。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民俗学者在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的同时,不能忽视共同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体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时亦应当与传承人共谋合作,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注意保护非遗的社会需求与尊重田野的学科伦理之间的张力,如何在保护的过程中不伤害非遗原本样貌始终是非遗保护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田野调查


“非遗”抢救性记录与田野作业

《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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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于次年批准加入该公约,并在2005年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与《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由此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学科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关系最为紧密,非遗运动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动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成为民俗学者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非遗保护运动推动了民俗学的发展。在非遗保护与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的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学理、新的问题有待学者们去解决,并提醒学者们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尤其是我们的民俗在非遗时代发生了变化,田野随之改变,学者需要重新审视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

——在河南“非遗”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培训班上的发言

平卿村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因村内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形态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入选了中国第三批传统古村落。通过对平卿村的几次调研,笔者不仅对该村历史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也对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产生些许认识。

  范贵荣老人(中)访谈照

  在社会需求与学科传统的张力之中,如何进行民俗学研究是非遗运动给民俗学学者提出的关键问题。面对新的挑战,学者们已经开始对非遗背景下的民俗学学科发展进行反思。包括乌丙安、董晓萍、施爱东、周星、田兆元在内的众多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科的关系展开讨论,学界也召开研讨会专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并将成果结集出版。[1]12在积极参与非遗保护的同时,坚持民俗学学科自身发展规律成为一种共识。本文认为,经过十余年的非遗普查之后,当前更需要精细的田野调查,民俗学者在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的同时,不能忽视共同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体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学者亦应该反思保护非遗的社会需求与尊重田野的学科伦理之间的张力。

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

一进平卿:感受神圣的做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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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普查到精研:非遗对于民俗学田野的要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初闻平卿,就为她美丽的名字吸引,因为卿字是常见于古诗词中的。2016年初次前往那里,便发现名不虚传。那里茶田层叠,翠竹环绕,人口不多,宁静怡然,尤其高山云雾升腾之际,真有人间仙境之感。

  范步文老人(右一)访谈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1819这一定义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涵盖六个部分: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民俗活动、仪式礼仪、节日庆典;传统表演艺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艺和经验;与上述表达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原有学科分工中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戏剧学、音乐学等学科,其中与民俗学关系最大,非遗概念中所涉及的几个范畴几乎都是民俗学本来的研究对象。非遗保护的兴起成为民俗学发展的新的契机与动力,使得原本冷门的民俗学进入到公共视野中来,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公共民俗学[3]18或实践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敬爱背景下的风俗学田野同志作业反思,三进平卿。4]1630的说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如果从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公布算起,已经经历了10个春秋。寒来暑往,举全国之力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目前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已经建立,确定了每年一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特别是2011年6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使“非遗”保护工作变得有法可依。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回想十多年、二十多年前,多少学者撰文呼吁保护传统文化,但没人响应。没想到到了二十一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为世界性的话题。回顾本世纪初,联合国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吁,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部分,保护好中国的为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大贡献。

不仅如此,平卿还传承着古老的
做福仪式。做福又称祈福,因传统农业种植生活需要而生发,分别于小满、芒种、立秋、白露四个节气前后举行,称上山福下山福立秋福八月福。仪式由四位被称为头首的18岁男青年(文革以前如此,文革时期被迫中断后,现在多为33岁左右)轮流主持,仪式上要杀一头黑猪,并由村民自愿筹米,按照村内男丁人数均分猪肉和米饭。

  笔者于2017年1月1日至1月15日对山西省洪洞县小河村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期间获得了不少感悟,现在简要述说一下。

  在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以及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之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加强,并且从保护方法的操作性角度,对非遗的保护做多角度的总结和探讨。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是科学的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5]全面普查,摸清家底,是制定非遗保护规划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建立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地方非遗保护名录。通过普查可以确定一个地区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蕴藏情况、流布地域、传承范围、传承脉络、衍变情况以及采集历史。而在普查中收集和整理的包括录音、录像、照片、文字等多种形式的大量田野资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更是申遗工作的重要材料来源和保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各民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3次会议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一公约指出:“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特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这一《公约》还特别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8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批准于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的被批准是中国政府向世界作了承诺,也吹响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号角。

www.463.com永利皇宫 ,研究发现,这种分肉甚均的习俗乃古代社日文化的遗留,与司马迁《史记》中所载陈平因分肉甚均被刘邦封为宰相之事如出一辙。另外,按照本地传统,四位头首一年中要密切合作,他们除主持做福以外,还要参与主持修社庙、修路、组织春节摆祭和舞龙灯等公共事务。经过庄重的仪式,一代代青年人正式以成年人的姿态参与到村落公共事务中,增强了对家庭、家族和社区的责任感。一个简单的仪式聚合了成人礼和社日的文化内涵,可称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活化石了。

  人类学大师费孝通说过:初次田野调查经历,通常被视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是跨越文野之别的根本途径。我们从书中获得的理论知识,要经过实践才能获得检验,才会真正化为己有,也只有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才能体会到学术的魅力所在。

  在政府的牵头下,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普查本来就是民俗学研究中运用的一种调查方法,我国民俗学学科史上有过多次普查,1958年,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的运动是全国性民俗普查工作的开端。1983年4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第二届学术年会上,决议由文化部、国家民委、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简称三套集成,后来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成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大型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动员了上百万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全国各级文化部门在这次普查中结集出版的成果超过万卷,然而这些材料被使用的情况却乏善可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运动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已经行走了10多年,经不断的努力,目前已经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1517项(第一批518,第二批510,第三批191,第四批298),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981人(第一批226人,第二批551人,第三批706人,第四批498人)。省市县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还不算在内。尽管目前已经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如文化部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各地也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并建立起一支庞大的保护队伍,也就是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了组织保证,经费保证。但是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究竟如何,借用网络语言形容:“不懂得”。

二进平卿:感受民众生活的智慧

  那么在实际田野调查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张士闪教授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土洋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底什么是土洋结合呢?张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土洋结合中必须有三个臭皮匠,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里三个臭皮匠,即民俗学的学界精英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一个,民众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和学界精英
土洋结合,是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基层民众的生活体验和学界精英的学术思想的土洋结合,才能结出田野调查丰硕的成果。

  在普查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要求精耕细作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传承的人文学者,民俗学者们需要深入田野之中才能够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施爱东认为,搜集整理的集体行为和田野调查的高度独立性的个体行为远不相同,采集队式的调查往往很难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有诸多弊端,采集来的成果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资料虽多,但科学、可靠的材料不多。[6]8688所以在普查的基础上,对于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进行精细的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在学科研究方法中,田野调查几乎被人文学科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必须采用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以及严格的方法要求,但是学者们对其有着相对一致的共识:也就是时间上要求一个生产生活周期,空间上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很多时候是一个村庄,技巧上要求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语言上要求对当地语言的掌握,方法上强调整体论,理论上要求完成某种新理论证明。现在有些人对田野调查存在误解,认为田野只不过是搜集资料,以致于产生蝗虫式田野(1)野猫式田野等做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代表作名录和传承人名录的认定,只是保护工作的良好开端,而保护工作则是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目前在商业大潮的涌动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被商业利益绑架,走向广场化、集市化、表演化、旅游化、商业化、娱乐化之路,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历史性、认同性,多样性逐渐消失。原本是民众生活一部分的文化遗产,和民众的生活渐行渐远。这就是“非遗”保护的现状。这样讲并不是否定我们以往的成绩,而是说“非遗”保护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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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这三者中,我们还是与乡民打交道比较多。在和他们打交道时,要使用到一些技巧,从而保证调查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实用技巧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形式,展现了一个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种口传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短短几天的普查就能够搞清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就是依托人而存在,传承和传播主要依靠人的行为,以声音、行为、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通过口传心授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由于非遗主要是农耕文明以及前农耕文明时代(采集文明、游牧文明)的产物,基本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以口头和记忆的方式在一定范围的族群、社会或聚落中得到传播和传承、绵延不绝,世代相传,中国的民俗学传统正是发轫于对口头传统的关注。具体说,也就是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此后对口传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的研究一直是民俗学中至关重要的领域。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已经卓有成效,已经有足够的条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或区域,通过田野调查完成对地方民俗的深描与精研。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的重要性

插图:美丽平卿村(局部)

  技巧一:穿着打扮要得体。我们外出调查应该穿着朴素、简洁大方,女生注意不要浓妆艳抹,另外调查工作者的语言不要太晦涩。

  二、代表性传承人与民俗主体、文化语境

河南省非遗保护中心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规范培训班,十分重要,也十分有意义。抓住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要害问题,迎接一系列挑战。这个培训班强调了两个重点,一是强调抢救性记录;二是强调记录的规范性。这是使保护工作进入规范化、科学化、深入化的重要途径。

2017年8月初,作为文化部中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节日仪式研讨班的调查活动,笔者再度走进平卿,继续挖掘做福仪式的文化内涵,并从社会治理角度去探讨文化在基层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技巧二:见面拉家常、套近乎,让其放下戒备心理,是我们田野调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是从物质文化的客观性本质向人类的主观性经历的转向,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只有人才是民间知识和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只有从传承人着手,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文社图发[2007]21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公布,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7]自2007年起,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四个批次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计1986人,包含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技艺和传统医药几大类。传承人可以享受到传承活动场所、传承经费资助等待遇,获得参加推广、展览、交流、培训、研讨等活动的便利条件和机会。

为什么要强调抢救性记录,我的理解是,我们前一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缺少科学性记录这一环。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缺乏系统地、科学地对申报项目进行田野考察。如果不相信,请查查已经申报的资料,无论是国家级的,还是省、市、县级的,保存在档案中的大都是些申报表和音像片,很少有科学的、有学者参与的考察报告出现。我们现在有1517项国家级代表作名录,其中很少附有该项目的田野作业考察报告。这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留下很多遗憾。现在全国有许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选择“非遗”项目做论文选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从我们的保护档案数据库中获得有用可靠的资料,他们的研究不得不进行田野作业,实地考察。

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更多做福仪式的细节,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仪式恢复时的故事。原来,文革后,村落中的非正常政治氛围逐渐减弱,正好当时村里一些孩子接连生病,遭遇危难,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于是村民无奈中将化解危机的力量诉诸神灵。

  技巧三:请地方文化工作者或乡村干部推荐访谈对象,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田野调查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与传播者,他们对于非遗知识与技艺的掌握更丰富,是观察民俗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记录传承人的生命史,尤其是文化记忆,对于理解民俗文化的现状与发展脉络都有重要意义。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近年来,包括冯骥才、苑利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口述史记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中的重要价值,并且着手编撰了传承人口述记忆的相关丛书。(1)口述史学是新史学的产物,也是面向大众的历史,可以了解个体行为者的主观意图的感悟和理解,是对有关某个个体之过去的口述证词的记录和解释,或者是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来重构历史。记忆是民俗传统传承的核心内容,也是个人传承民俗传统的重要媒介和主要途径。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关注普通人的经历与记忆等观念,都与研究日常生活,尤其是当下的日常的民俗学相契合。在当前阶段这一工作非常急迫,因为非遗传承人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调查显示,54%的传承人在65岁以上,普遍年龄偏大,急需要完成对传承人的生命史与口述史记录。[8]6674

大家应该看到在已经确定为国家名录的项目中,经过十多年的“打造”,有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现在不进行抢救性记录,再过几年,这些原来被确定为国家保护的项目,就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烟消云散。这是其一。

他们在村中道士协助下,再次恢复中断多年的祈福活动,顺利度过公共危机,使村落回复到平静安宁的状态。这就是民间的生存智慧吧。

  技巧四:对认准的访谈对象,我们要亲自去本人家中或者其他比较私密的环境拜访。根据笔者几次的调查经验,同一个访谈对象,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话题,结果是有差异的。比如我们第一次访谈小河非遗传承人范步文老人的时候,当地的文化老人薛忠源也在,当问及表演道具时,范老十分肯定地说有十二件道具。但后来我们进行第二次调查时,范步文老人把我们带到范俊喜家,又改口说道具是十五件。由此笔者认为,对认准的访谈对象,要去他的家中和熟悉的环境中去访谈,这样话题才能深入。

  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在很大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代表性传承人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其他民俗主体也是民俗的拥有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非遗的主体性和权属性包括社区、团体、个人三种情况。实际上,非遗作为民俗传统,其存在和传承即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在人们的思想和活动中予以规范和调节。从这种意义上,民俗可以被视为一种群体记忆,民俗是集体的创造,集体性是其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每个人并不都是代表性传承人,但都是民俗拥有者、承载者,在社区的文化语境中自发地接纳了它的文化传承惯制体系。因而,在田野作业中,除了要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重点访谈之外,也需要注意到所在社区的其他民俗主体,这样对于民俗现象才能够有立体化和整体化的认知。

其次是抢救记录的规范化问题。无规矩不成方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极其细致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被保护的对象,包括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应当抱着敬畏的心情去对待。因为他们是具体保护项目的创造和传承者,也是这一文化的持有者。尊重知识和文化产权,是每个保护者的义务。考察者和传承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十分融洽,尊重与被尊重的关系,而不是居高临下,气指颐使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保护工作中“政府主导”,而不是政府包办代替。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恰恰忽视了这种关系。官本位是普遍存在的。笔者参加过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和保护论坛,在这种场合,传承者往往被地方政府的官员当作道具使用的。

三进平卿:探究村落运行的逻辑

  技巧五:小帮忙,大收获。比如说村民们手头正好有活计,需要人添把手,你不经意间的举动就会帮你一个大忙。我们第一次来小河村调查时,路上发现一个老人推着车子在上坡,老人步履蹒跚。我们见状,立即上去帮老人推了一下车子,老人连连对我们道谢,并邀请我们去家里坐坐。一路上,我们拉起了家常,老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研究代表性传承人同时需要注意理解个人与整个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传承人口述史的现场访谈和书写中注意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深层文化语境。非遗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依赖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众,同时也依托于自身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是一种依赖自身生态环境而存在的生活方式,只有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非遗背景下,对于民俗语境的关注有两个层面:一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文化生态对于民俗事象的影响,尤其是在口述记录中,注意将被访人的讲述、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切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下文化因素都考量在内。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充分重视民俗语境,民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也就是农耕文明的逐渐削弱乃至消失,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于民俗学者来说,这种文化剧变的时期,不仅要注意找寻民俗产生之初的文化语境,了解民俗事象深层的文化内因,而且需要敏锐地觉察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民俗在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调适与变化。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三种人中进行的。文化官员、学者和传承人。如果在主席台上就坐,正中间肯定是政府高官,陪坐的是学者,至于传承人往往是没有位置的。这就显得本末倒置。国家级的传承人都不能坐在显要位置上受到尊重,那我们的保护还有什么意义。在日本,在韩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地方和国家重要的文化品牌(符号),认为可以增强地方和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传承人被视为人间国宝,特别得到尊重,并以此为骄傲。走进那里的市政府大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照片被挂在显要位置,逐一介绍它们的生平和文化贡献。可见其重视程度。

2017年8月底,笔者再度作为文化部非遗传承人研讨班的主要成员,带领部分研讨班学员赴平卿进行调研。

  技巧六:采访的题目不要太专业、太深奥,让访谈对象听得云里雾里,尽量把问题说得直白浅显些,实在不行就请村干部或者当地文化人进行翻译。

这一现象如果从民俗学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就涉及到世界观问题,即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和传承者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永远是保护的主体,政府和学者群体是客体,只有确定了这种主从关系,抢救记录者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放下架子,虚心地向传承者学习请教。所以记录的规范性首先从记录者的态度做起。其次才是技术问题,具体方法的规范性问题。

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平卿是一个具有良好社会治理传统的地方。那里每一家的堂屋都敬奉着先祖,周、张两姓都有自己的香火堂,又各自有自己的祠堂,作为最高层级的信仰空间则是社庙。

  技巧七:在调查时,如果访谈对象并不是确定的,那么在随机访谈中就要尽可能地选择以老人为主要访谈对象。这些上年纪的老人都是村里的活化石,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能给我们的调查带来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笔者第一位访谈对象是范贵荣老人,老人今年83岁,对村里的概况十分熟悉,我们从他口中获取了很多信息,比如非遗传承人范步文的情况,还有村子里的庙宇概况等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认定过程中,其实早就发现了申报遗产项目缺乏详尽的考察和记录,但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我希望从河南做起,首先将河南省国家级非遗项目,通过抢救性记录,每一项出版一集考察报告。目前河南进入国家级名录的项目是67项,加上国家级传承人,省级的项目和传承人,每一个项目出一本专门的考察报告,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认识就会大大提高一步。全国1517项国家级名录,如果每一项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出版一本考察报告,不仅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使保护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而且对将来民俗学、民间文化史研究提供确切地资料,功德无量。总之,中国的“非遗”保护总不能停留在低层次平面上,应该向前迈进,真正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人们通过头首轮值的方式来管理香火堂、祠堂和社庙,形成了一个能够实现自我管理的组织形态。再上升到社区层面,社庙做福都是通过头首组织和完成的。若说祠堂调整的是宗族内部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村落中一年四次的大祈福,则是不断协调村民人际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仪式存在。

  田野调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这其中的感悟是道不尽、说不完的,还待笔者后续的调查挖掘和补充吧!

三、“非遗”抢救性记录与田野作业

  作者简介:姬海南,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田野作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也是每一个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基本功。记得2005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关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求“各地区要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并要求3年内全国基本完成普查工作。现在距《通知》发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而真正的普查工作并没有全面展开。过去的工作只是摸底性调查,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是寻找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和线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查和记录。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一直是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软肋。

  (本文原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68期(2017年4月6日) –
第04版:副刊)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抢救性记录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已经有了十多年的保护实践,在保护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一问题似乎又回到了保护工作的原点: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河南省这次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培训班,非常必要,带有补课的性质。这是一次专业培训,而且是抢救性记录培训。这里我想讲讲考察工作的方法论问题。

(本专栏投稿邮箱:1178718234@qq.com)

1、抢救性考察工作的理论和技术准备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目录分类共有十类。《非遗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无论记录哪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必须掌握该类非遗项目的理论和知识。比如记录民间文学,要有民间文学的理论和知识,记录民间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要有艺术理论和知识,记录民俗类项目要有民俗学的理论和知识。最简单的办法是阅读相关的基础理论著作,如《XX概论》一类的著作。《概论》是入门理论,必须懂得。目前民俗学界和“非遗”保护都有一种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蔑视为“概论思维”,实际上没有基础理论修养,很难进行专题研究,也很难进行“非遗”事象的记录。理论是指导保护工作的,不然会导致保护工作的盲目性。比如民俗学的基本方法分田野作业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等,每一种研究法都有具体的要求;又比如民俗学研究的程序和技术,具体规定了调查提纲的拟定,社会调查方法(观察、访谈、开调查会),调查者素质的养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知识、耐心,饱满的热情、诙谐、谦虚、活泼、自然的品格、记录的快速准确、发现问题的能力、考察器材的熟练运用等)。不懂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理论和知识,自然会是一位无知的保护者。无知又无畏,怎会做好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保护工作者必须加强理论修养。

2、一步三回头和一去不回头

这是讲民俗学田野作业过程的。民俗调查要做到“一步三回头”,没有这个过程,调查就不能深入。所谓的三回头指调查的三个步骤:摸底调查、实地考察、补充调查。过去的考察常常是随意性,缺乏定向性,而且“一去不回头”。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是万万要不得的。

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它涉及到田野作业的理论和方法。这里先要问几个问什么。如:什么是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的性质是什么;田野作业的种类有哪些;田野作业的程序和实际操作方法怎样;民俗学调查者的理论修养和素质培养;田野作业与文献资料的关系;如何建立民俗学考察基地;田野作业中点与面的关系;定点跟踪调查和周期调查的重要性;民俗调查、研究与应用的关系;对国外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的借鉴以及民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田野作业的工作,参与田野作业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从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基本训练做起。

田野作业的欠缺,必然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评审和保护工作中。缺乏完整的田野考察报告,对申报项目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及其传承历史、演变发展必然缺乏有利的佐证,从而损坏保护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既然田野作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如此重要,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强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从中央到地方,人数数以万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涵盖的十大门类都有相应的专家参与,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地方政府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人力资源,使他们不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中发挥作用,而且在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作业中同样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他们不仅参与田野作业,而且每次考察都应该形成详细的考察报告书。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乃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是至关重要的。田野作业考察报告不仅具有“名录志”价值,同时具有档案学的价值。

3、口述史访谈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中,不仅关系到具体的项目,而且关系到项目的传承人,口述史访谈必不可少。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顾名思义是利用口头讲述的资料,作为信史的补充。口述记录在田野考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文字产生之前,口头叙事是主要的传承历史的手段。文字产生之后,这种口头传承的历史被文人写定为文本流传下来,变为文献,同样具有文化史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现在有些国家也建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做得比较好的是法国。

近些年来,中国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口述史搜集和研究,使其成为一种记述当代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人生经历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口述史不仅在历史研究中,同时也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得到运用。特别是在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中,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欢迎,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走向。

口述史的记录对象十分广泛。一般来说,口述史对象不分行业。可以记录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团体和个人亲历的事件。

口述史记录对访谈对象的选择是严格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作为口述史对象,要进行筛选。民俗学田野作业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口述人的选择。

口述史访谈,访谈者往往注重的是当事人的人生经历或某种主题。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访谈就可以进行。访谈者只要将受访者生命中的重要记忆,比如民间故事的口述,民俗事项的口述,或者是口述人亲历的重要史实口述,通过文字笔录、讲述录音或摄像手段记录下来,然后变成文本或剪接为音像资料,归纳入档。有时也可以整理成数字档案,保存在数据库中,供研究者提取资料和研究。

口述史记录的原则:必须客观、真实、中立,不诱导、不加工、不修改,原汁原味,准确记录,它完全可以成为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本研究的重要依据。

4、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手册

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是一项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政府、专家和传承人构成整个保护的整体,他们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考察是专家和保护工作者承担的责任。如何出色地完成考察任务就要全面进行筹划。目前非物质文化的抢救保护,管理部门都制定了工作手册,也就是考察提纲。这些都是考察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可惜大家没有很好的用起来。考察手册是为考察者制定的工作蓝图,按照统一体例,统一要求考察所得资料,对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采录所用的手段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只是文字记录,有时配合图片资料,现在是文字记录、录音、摄像、图片同时进入采录现场,有时是团队作战,这就需要配合默契。据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制定这一方面的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录像资料,这种标准可以借鉴。目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在制作中国民间口头文学数据库,是以文本资料作为基础,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数据库,都要有准确的信息来源。所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手册,做到采录工作的规范化,十分重要。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采录资料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规范的。所得的档案资料也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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