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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遗址,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究钻探会综述

三月 22nd, 2019  |  文物考古

世界文化遗产与文明传承
世界文化遗产专指“有形”的文化遗产,它是一项由联合国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制,以保存对全世界和全人类都具有杰出和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是当今世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最高等级。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总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为合理保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做出积极的贡献。该“公约”规定可列为文化遗产的主要有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其中文物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以及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建筑群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遗址则是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5年12月12日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行列。截至2015年7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唐崖论坛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8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有30项。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湖北唐崖土司城址、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这三处遗址是目前中国规模较大、格局完整、遗存丰富且最具价值特征代表性的土司城遗址。至今这些遗产所在地的居民仍传承着各自典型的民族习俗与文化传统。土司遗址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美感,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管理体系,从而了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土司遗址也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入选世界遗产能让世界更加了解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世界遗产具有特殊的文明传承功能。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蕴藏其间的文明因子既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各国各民族进行自身文明和自我文化传承的最具标杆性的载体,并借此形成或强化其文化认同。文化是人类经过自然选择而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是人类文明的灵魂和缩影,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主观方式和民族存在的现实图景。文化因素是一张“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的网,且是一个经过整合、有序的、相互援引的网。而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各种民族或文明所特有的神话传说、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交往历史、族群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成为塑造其文化认同的抽象共性,而这些文化遗产则是承载这些抽象共性的具体载体,文明的传承通过这些具体的载体发挥特殊的凝聚与存续作用。
建构主义与文化认同
建构主义最早源于心理学,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概念。随后扩展到教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它通过吸收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理论,强调文化因素和观念建构,它对文化、规范、认同等概念的阐释是其重要特征。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建构主义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换言之,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也包括意愿。规范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认同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出某一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文明包括了价值规范功能、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整合功能、导向过滤功能以及合理化功能。各文明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是数千年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文明中最抽象、最稳定和最持久的核心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有可能会引起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其文化传统却能长期传承下来。文明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观念,以及与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变化是缓慢的、隐蔽的,具有超时代和超阶级的特点。建构主义认为,行为规范和信仰等不仅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具体行为,而且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文化具有强大的亲和力,相同或相似文化的人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它们像黏合剂一样把人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向心的、排他的力量。文化能促成自我认同,有助于人们形成归属感,是国家或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文化的因素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现在“文化”更多地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引起学界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无可否认其在解释一些现象以及启发思维上的重大意义。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必须通过对文化认同的再认识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文化认同感的强化将使行为主体拥有较高的行动能力,反之,涣散的认同意识将使其因为承受过大的心理压力而崩溃。所谓“认同”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条件与社会建构的客观条件,社会结构会影响个体的自我主观认同,而群体的主观意愿也可能定型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由于集体行动是需要社会建构的,因此集体的身份或认同是行动者形成共同认知架构的过程。认同包括三种含义:第一是“同一、等同”;第二是“确认、归属”;第三是“赞同、同意”。认同理论认为,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认同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行为体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文化的认同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来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归属。据此,同质文化对于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特有的亲和功能使具有同质文化的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加强合作或构筑联盟。例如,欧盟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内外部政治经济原因外,同源文化的凝聚力十分重要。以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中韩关系为例,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的儒家传统,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从而产生了接近的社会文化心理,加上无处不在的商业力量,都对两国人民之间的认同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国家或民族内部,共同的历史、经验或记忆是塑造认同的关键,而文化则是实现这种认同的最合适的黏合剂,而具象的文化遗产则是这种黏合剂最好的承载物。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文明传承
自1618~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战争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民族逐渐成为具有共同社会特征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成为人类各种利益的实际载体。在民族特征中,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但历经长期历史变迁还能保持其鲜明特点和强烈影响的,则是基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同时,民族还是一个极其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其稳定性之高是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所不能比拟的。民族的稳定性首先得益于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出于种种原因,有的民族会在发展过程中部分丧失某一特性;有的民族甚至本身就不完全具备所有特征,唯有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和它所反映的共同心理素质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作为民族特征中最有生命力的根本,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抗拒同化的特质往往使别的民族难以渗入,民族文化认同由此成为民族成员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
在现实形态上,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且文化产品的精神表现一般都具有物化的痕迹,而物质文化的过程则体现了主体性的精神指向。文化是人为的,它首先必须“被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
无论是针对人类整体,还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文化都充当了生存维系、慰藉获取、凝聚人心的策略系统和精神担当。当文化的价值注脚提供了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时,个体成员对文化模式的承认、认可和遵从决定了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政治制度的构建。
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认同需要主体意识的投射,为了将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境遇中,人们必须具备先在性的视域。这种视域由共同体历史结构的内在性所决定,在持续发生的文化传承和经验中叠加,导引民族成员意向投射的先见,借此形成文化认同的民族表达。认同使民族成员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一定的文化符号得到使用、相同的文化理念得到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得到礼拜、共同的行为规范得到遵守。文化认同的民族意涵和精神支撑,不仅塑造了民族成员最基本的人格,同时形成了其最本质的存在。
一般而言,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认同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它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认同”由国家的精神和文化层面切入,从国家的类型和文化因素考量,国家认同就成为文化认同形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就强调,如果没有对盎格鲁—新教文化核心地位的认同,就没有美国的民族认同,“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这种文化认同还需要一定的具象载体来承载,如文物、建筑、雕像、遗址等。
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文化认同是必须条件。它强调这种文明的成员对共同的继嗣和血缘、历史记忆、社会习俗以及语言的认同。同时也是有关本民族的共同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以及生活方式的心理自觉,是人们体验特殊的宗教、历史与文化后的一种文化归属感。人们对某种文明产生认同的需求,是基于个体对自身归属某一特定文化或民族这一事实形成的内心归属的一种精神寄托。因此,从行为规范意义来说,文化认同是作为一种认同对影响到人们内心在文化层面上何去何从的一种价值指引。同时,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然性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就是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人们往往是通过能够确定一群人共同而特有的基质来界定“我们”的边界,并以此形成一种社会认同。血缘关系、语言形式、宗教伦理、禁忌神话、地域等使得一个民族非常明确地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这些也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的基质,即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模铸的共同体中。
正是由于民族的同源同宗的性质决定了民族身份具有对外的封闭性,民族身份成为民族成员身上一种“无可代替也无法消磨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于民族成员个体而言,民族身份是天生获得的,与个体的偏好、后天的努力程度并无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偶然出生在一个民族,无论他个人意愿或者日后行为方式如何,都已经被打上了这个民族的标签,既无法去除,也无法更改。
结论
作为当今世界文化保护的最高级,世界文化遗产本身的典型性即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而它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也时常起着标杆性的意义。当人们提到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时,脑中会自然浮现出长城、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兵马俑、布达拉宫、曲阜孔庙、武当山、平遥古城、苏州园林、天坛、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安阳殷墟、福建土楼、京杭大运河、土司遗址等具体的形象,而由这些载体所传递出的关于中华文明中的各个方面及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精神内核,进而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产生文化认同。因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上说,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是实现和促进文化认同、促进文明存续的重要途径。(本文由孙莉、蔡鸿博摘编自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大学民族学院 等
编,《第二届唐崖论坛论文集》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传承: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内容略有删节、调整。)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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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遗址,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究钻探会综述。   
在“中国土司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省文物局、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遵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10名专家学者参会,并提交论文101篇。大家围绕土司问题研究的深化、土司制度与国家认同、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价值、土司遗址申遗与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在“中国土司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省文物局、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遵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10名专家学者参会,并提交论文101篇。大家围绕土司问题研究的深化、土司制度与国家认同、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价值、土司遗址申遗与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唐崖-荆南雄镇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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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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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为土司研究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使土司研究进一步深化,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近年来土司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土司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相比,还相差甚远。有的学者就目前研究中的偏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治亭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邹建达教授分别指出,目前研究中忽视历史大背景及“碎片化”研究的倾向,容易造成人们对土司制度缺乏全面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指出,土司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光有热情和积极性是不够的。好的研究成果靠的是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积极进行田野考察,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及正确的理论指导。今后的研究,应重视制度层面的探讨;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这主要表现在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出现这些情况,既有学术方法上的问题,也与理论上重视和积累不够有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到土司研究的深入。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还具体提出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编纂出一套土司地域图集,以使人们对土司的发展史有一个总体认识。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为土司研究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使土司研究进一步深化,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近年来土司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土司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相比,还相差甚远。有的学者就目前研究中的偏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治亭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邹建达教授分别指出,目前研究中忽视历史大背景及“碎片化”研究的倾向,容易造成人们对土司制度缺乏全面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指出,土司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光有热情和积极性是不够的。好的研究成果靠的是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积极进行田野考察,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及正确的理论指导。今后的研究,应重视制度层面的探讨;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这主要表现在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出现这些情况,既有学术方法上的问题,也与理论上重视和积累不够有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到土司研究的深入。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还具体提出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编纂出一套土司地域图集,以使人们对土司的发展史有一个总体认识。

海龙屯

  在土司制度与国家认同研究方面,与会学者认为,我国元明清王朝创设和实施的土司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国家在多元格局下的进一步统一。土司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在土司推行承袭制度、科举制度、征调制度、贡赋制度等方面,文化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遵义师范学院陈季君教授认为要解读土司家族和土司制度长期存续的原因,就绕不开对土司承袭制度的剖析,并从《清实录》的资料入手,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体现了在制度层面研究上的进展。长江师范学院的彭福荣教授认为,各族历代土司作为少数民族首领与民族地区代表,以自身统治利益的获取和保持为出发点,在与中央王朝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表现在:一是认同中华文化;二是传承实践王朝国家的制度文明;三是拱卫国家社稷;四是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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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司制度与国家认同研究方面,与会学者认为,我国元明清王朝创设和实施的土司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国家在多元格局下的进一步统一。土司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在土司推行承袭制度、科举制度、征调制度、贡赋制度等方面,文化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遵义师范学院陈季君教授认为要解读土司家族和土司制度长期存续的原因,就绕不开对土司承袭制度的剖析,并从《清实录》的资料入手,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体现了在制度层面研究上的进展。长江师范学院的彭福荣教授认为,各族历代土司作为少数民族首领与民族地区代表,以自身统治利益的获取和保持为出发点,在与中央王朝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表现在:一是认同中华文化;二是传承实践王朝国家的制度文明;三是拱卫国家社稷;四是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老司城—祖师殿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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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氏土司墓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在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价值方面,不少学者提出元明以来播州土司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统治时间长、汉化程度深,军事力量强盛而著称西南,曾为稳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维护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生产作出了贡献。海龙屯土司遗址充分体现了羁縻到土司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华夏核心的一体性,也说明土司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国家在多元格局下的进一步统一。

  在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价值方面,不少学者提出元明以来播州土司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统治时间长、汉化程度深,军事力量强盛而著称西南,曾为稳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维护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生产作出了贡献。海龙屯土司遗址充分体现了羁縻到土司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华夏核心的一体性,也说明土司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国家在多元格局下的进一步统一。

央广网北京7月4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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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遗址

 

此次申报成功,表明“土司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我国政府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付出的艰苦努力,都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权威专业咨询机构的一致认可。

  在土司申遗问题上,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土司遗址申遗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面对申遗成功后旅游商业化开发的热潮,如何对世界遗产更好地进行管理,使弥足珍贵的遗产得到可持续性的保护和继承,是申遗成功后值得思考的话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作了主题为“海龙屯土司遗址考古”的发言,介绍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四年来对海龙屯土司遗址进行考古的情况以及取得的进展:清理了全屯的大体格局;发现许多建筑群,对新王宫进行了相关考察;对屯的修建过程有了一个立体认识;出土遗物上万件,对重构土司的生活细节及与各界交流情况有巨大帮助;同时还借申遗之机,拟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考古工作计划。遵义师范学院洪涛、陈奉伟认为,海龙屯土司遗址是一处规模庞大、保存完好的大型古军事城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鉴赏价值、科考价值和旅游价值。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需要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发挥政府的职能,通过提高管理者、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保护意识,不断完善遗产保护法律与制度,强调保护规划和管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唐立教授认为:海龙屯规模宏阔,显示出播州杨氏作为势力强大的土司,在当时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应该继续搞好发掘工作,将遗址的整体面目弄清楚,同时要留意遗址和周围环境的保护,将其完好地保留给后代。

  在土司申遗问题上,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土司遗址申遗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面对申遗成功后旅游商业化开发的热潮,如何对世界遗产更好地进行管理,使弥足珍贵的遗产得到可持续性的保护和继承,是申遗成功后值得思考的话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作了主题为“海龙屯土司遗址考古”的发言,介绍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四年来对海龙屯土司遗址进行考古的情况以及取得的进展:清理了全屯的大体格局;发现许多建筑群,对新王宫进行了相关考察;对屯的修建过程有了一个立体认识;出土遗物上万件,对重构土司的生活细节及与各界交流情况有巨大帮助;同时还借申遗之机,拟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考古工作计划。遵义师范学院洪涛、陈奉伟认为,海龙屯土司遗址是一处规模庞大、保存完好的大型古军事城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鉴赏价值、科考价值和旅游价值。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需要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发挥政府的职能,通过提高管理者、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保护意识,不断完善遗产保护法律与制度,强调保护规划和管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唐立教授认为:海龙屯规模宏阔,显示出播州杨氏作为势力强大的土司,在当时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应该继续搞好发掘工作,将遗址的整体面目弄清楚,同时要留意遗址和周围环境的保护,将其完好地保留给后代。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过程中的里程碑,必将推动学界对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深入研究。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要把收集、整理有关土司史料的工作做好。二是各地学者共同努力,有计划地编纂《土司制度通史》《土司大辞典》《土司印信图录》,以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地图集》等。同时,积极开展学术探讨与争鸣,努力扩大研究队伍,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土司遗址”反映了13至20世纪初期古代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中央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陈季君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过程中的里程碑,必将推动学界对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深入研究。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要把收集、整理有关土司史料的工作做好。二是各地学者共同努力,有计划地编纂《土司制度通史》《土司大辞典》《土司印信图录》,以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地图集》等。同时,积极开展学术探讨与争鸣,努力扩大研究队伍,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作者陈季君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都是相对集中于湘鄂黔交界山区的代表性土司遗址,在选址特征、整体布局、功能类型、建筑形式、材料、形式和工艺等方面既展现出当地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又在此基础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性,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

www.463.com永利皇宫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04日14版)

“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申遗成功后,正在德国世界遗产大会现场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接受了中国之声的越洋专访:

童明康:刚刚获得通过,心情非常激动,结果非常的好,一共大约用了20分钟左右讨论获得通过。通过了之后,大会主席向我们表示祝贺了以后,有四十多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到中国席来向我们致贺,盛况空前,真的特别高兴。这次土司的那个申遗成功,表明了世界遗产文化会和专家组织对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所做出的艰辛努力的充分的肯定。

这次的申遗成功应当说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第48处世界遗产,也是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连续第13年申遗成功。因为这个土司遗址涉及了湖南、湖北、贵州三个省,特别是对于湖南、贵州这两个省来讲,还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也是世界遗产保护里面的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个是这次土司申遗非常重要的。

明年我们申遗的项目,仍然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左江的花山岩画,这个花山岩画我们申报的是文化景观。所以明年的这个文化遗产也很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花山岩画明年的申遗成功。

申遗成功的“土司遗产”,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那么土司申遗的意义在哪里?申遗成功,对湖北、湖南和贵州三地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又有哪些长足的影响?

“中国土司遗产”申遗项目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三处遗址多分布于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交界地区,包括土司城、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土司庄园和家族墓葬群等,是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负责此次申遗文本:

陈同滨:这次申遗有一个特点,就是土司遗产本身它在物质上就建筑艺术、建筑技术上的形象,并不是很突出。它不像西湖山水,大山大水的那种,也不像元大都城址在草原上,形象也很突出。它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在于建设和技术的水平,而在于它承载着当年一种管理模式的信息。

“土司”是中国古代由中央政权委任西南多族群聚居地区族群首领世袭管理其辖区的职官制度。它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而结束于清代,有着1000多年历史。通过土司制度,中央政权实现了对西南地区长期、有效的管理,既保证了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也推动了各族群对统一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而土司遗址,正是这种制度的珍贵文物。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刘洋认为,申遗成功,将对三地的文化保护、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刘洋:我想第一个对当地土司文化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对三个城市的旅游开发也有好处;最后拿到这个荣誉的话,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单纯靠国家输血或社会力量推动还是有限的。有世界的荣誉,对当地的传承人和当地老百姓,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和极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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