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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在民间的花朵,中夏族民共和国农民画的迈入脉络【www.463.com永利皇宫】

十二月 12th, 2019  |  风俗习惯

王向阳
河南,天中山下人。学教出身,却无站过三尺讲台,下过车间打过工,从事过广告创意设计和金融工作,现供职市级体育部门。河南省体育记者协会常务理事。业余爱好一个人走走看看、拍拍写写。本博旨在以摄影的方式关注我眼中的社会、图示我历经的生活、抒写本我的性情。一个人独在一方乡野小道上蹒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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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文 戴君芬

忽悠在民间的花朵,中夏族民共和国农民画的迈入脉络【www.463.com永利皇宫】。陈海莉 搬旱船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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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民画孕育于传统的年画、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灵感多来自于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体验,由农家炕围画、锅台画、箱柜画等演变而来,自上世纪50年代产生至今,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蓬勃生机。

​农民画是在中国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画种。在欧洲,与中国农民画相近似的绘画现象称之为稚拙艺术,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地区称之为素人绘画。“农民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后来有人改称它为“现代民间绘画”。中国农民画发端于农村,与古老的乡风民俗和传统民间艺术有着深厚的渊源,从它诞生、成长、发展的几十年中,延伸着一行艰难与振奋、发展与困惑的历史轨迹。

2007年7月7日上午,下着雨,秋庄稼在充足的雨水里拔节,田野汪洋着一片葱绿。为了寻访我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王桥农民画,和几位同好者一起,我们冒雨来到汝南县罗店乡。
在我们朦胧的记忆里,王桥农民画,是一朵娇艳的花,是一首旖旎的诗,是一个美丽的梦。为了寻找这多年萦回不去的梦,为了复原农民画最辉煌时期的时代背景,我们踩着满地泥泞,穿过仄仄的小巷,找到罗店乡街西的一座百年老屋。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失去土地的农民其身份有了新的注解,多元艺术形式下,农民画的处境有了怎样的变化?在面向市场的社会背景下,要求走向产业化的农民画及画乡又有了哪些新情况和难题?

农民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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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活动之一,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联共同主办的“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作品展”,7月6日在浙江省美术馆开幕。借此契机,在凸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农民画创作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本报记者试图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应该说,广义的农民绘画,要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宗教信仰民俗中的神庙壁画,陆道场画;服饰民俗中的刺绣挑花底样,织锦印染图纹;居住民俗中的屋顶彩画、箱柜漆画,灶台画、炕围画;节令民俗中的年画,剪纸,彩灯、风筝;游艺民俗中的脸谱、皮影、纸牌等等。通观各门类民间美术形式,有的本属民间绘画范畴,有的则与民间绘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屋基的老砖上长满青苔,青砖砌柱,土坯垒墙,全班驳得不堪一击。瓦是多种多样的,从灰色的小瓦到大红瓦,看得出各个时期修葺的痕迹,惟有门楣上五个黑色的圆柱形木雕,依稀透出往昔的尊严。

农民画的发展:真实体现时代变迁

十四、五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资本主义萌芽,雕版工艺的发展,戏曲、小说的盛行促进了市民版画的蓬勃兴起,同时繁荣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农民木版年画业。这些木版年画作坊均由农民亲手操持,农忙之余,他们便在作坊赶印年画,以便在年关应市。木版画内容丰富,形式繁多,有别于市民版画的刻线纤细和设色清淡,富有浓郁的农民艺术气质。

满院子泥水混合着飘落的绿叶,粘滑难行。

农民画研究专家左汉中将中国农民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大跃进”农村壁画和陕西户县农民画为代表;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以全国近百个农民绘画群体出现为标志,至1988年,全国有51个县因农民画创作成就显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即一般所谓的“画乡”);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文化艺术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中国农民画由繁盛而走向沉寂,逐渐边缘化。中国农民画乡也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左汉中认为,第三阶段前,农民画作者由于有着朴素的政治热情和阶级情感,在原始的审美素质与创造心态下,有一种发乎于内心的原始气息,其作品也达到了农民画发展难以逾越的高度。

从整体上说,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兴起的新年画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三度形成新农民画,都与传统乡村木版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切意义的农民画的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

屋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正吃饭。当门口一把掉了背靠的椅子上,一碗辣椒炒茄子,两碗白米饭。见我们来,主人热情地招呼,让饭。屋里很暗,眼睛适应后,我们吃了一惊:剥蚀得不敢触碰的木门,堆积的粮食,看不到原色的墙壁,墙壁上挂着的锄、镢、筢子等原始农具,悬吊在屋梁上存放东西的竹蓝,退色变黄的报纸和画……这里的一切,都恍若隔世。当那盏小煤油灯点燃,如豆的火苗发出晕黄的光,满脸沧桑的老画家铺开画纸,伏案勾画的时候,我们感觉时光逆流,恍惚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王桥农民画,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曾红火一时……

与传统意义的绘画相比,发源于民间传统艺术的农民画不乏写实的一面,同时具有夸张、离奇的想象力,写实造型加上夸张、强烈的表现,正是农民艺术家质朴生活与满腔热情的释放。“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作品展”上,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经评选选出的400幅优秀农民画作品,无不体现这些特点。

1955年春,江苏邳县陈楼乡新胜一社农民张开祥,组织了6人的美术小组,针对社会思想情况,通过绘画形式来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57年夏季,邳县陈楼乡农民张友荣为饲养员克扣饲料粮食一事,在饲养屋小墙上蘸锅灰水画出了第一幅以批评饲养员为内容的壁画。消息传到县里后,被当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鲜事物而大力推广,“不到四五月功夫,邳县城乡户户五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一街两厢成了天然画廊,群众好不热闹”。由此,邳县展开了空前的群众性农民绘画运动,涌现出力量雄厚的美术队伍。接着又拍电影,出画册,还上北京展览,邳县成为大跃进时期全国农村壁画运动的一面旗帜,各地竞相效仿,全国遍地开花。其声势与之齐名的还有河北东鹿、安徽阜阳、陕西户县、四川绵阳、湖南麻阳等地,亦有一定规模。

现在的罗店乡,即当时的王桥人民公社。距县城27公里,总面积57平方公里,人口4.8万。坐落在美丽的宿鸭湖西岸,水草丰茂,土沃民饶,风景秀丽。天地和合,钟灵毓秀,孕育了这一方艺术热土,剪纸、社火、壁画、年画、版画、纸扎等各色民间艺术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农民画也已延续了近300百年的历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农民画相比,专业艺术家刻画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经典作品,也深刻体现了人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罗工柳的《延安人》、刘文西的《祖孙四代》、赵延年的《隔代亲》、罗中立的《父亲》,不仅表现中国农民的个体形象,还深入探讨农民性格与内心世界。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全山石的《维吾尔拖拉机手》,在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探讨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心境时,洋溢着的是一股真实的喜悦。遗憾的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热爱,这种情感,在当代专业绘画中却十分稀缺。这也使得那些毕生都将农民题材作为自己创作方向的艺术家,在今天显得十分难得。

初期农民画中的一些作品,尽管成为与浮夸风、虚幻浪漫热情的共生物,如“亩产万斤”之类,然而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确实起到一定的鼓动生产作用,农民画家们那天真质朴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传承已久的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也被不自觉地带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些充满美好愿望甚至近乎狂幻的雅抽图画里,流露着农民作者其挚的情感,这正是初期农民画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其本身的发生却并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在内,这种艺术上的自发性和纯真性,必然带来艺术运动的非持久性。以壁画形式出现的第一次农民画高潮,经过一阵波汹浪涌之后便悄然沉歇。

上世纪70年代,在时任王桥公社党委书记的中国民协会员冀世清的扶持下,农民画,与当时如火如荼的社会宣传碰撞,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便迸发出空前活力,如火如荼地铺展开火红的画卷,唱响了那个时代激昂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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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由夸张转向写实

农民画,顾名思义,是由农民创作、反映农民农村农业的一种美术样式。它立意简单,线条单纯,着笔轻快,质朴纯真,以当地农村风土人情、人物形象、常见动植物为主要题材,表现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劳动场景和切身感受,生活气息浓郁,时代感强,表现手法新颖,艺术特点突出,笔触形象生动,画风朝气蓬勃,作品既散发着强烈的传统审美意识和极其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具有现实与浪漫主义风格。

粉养花 党明汉

第二次农民画高潮出现在中国西部的陕西户县。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户县就掀起过农民壁画的热潮,其代表作如《我来了》《多拉快跑》《挑着大山赶太阳》等等,那充满热情、浑若童话般的画幅,正是当时农民们的心理写照。到了60年代,大跃进的热情骤然冷却,接踵而来的“暂时困难时期”让人们冷静地面对现实。户县的农民美术活动开始卷入到“三史”(社史、村史、家史)画创作中来。此时的农民画一扫初期农民画的夸张、浪漫和随意,开始转向注重现实生活描写,重视写实的造型因素。

在王桥农民画院的3楼展厅,我们看到了现存的60多幅农民画,这些画代表了”文革”至今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历史特色和生活体验。如《台田盛开丰收花》表现了王桥人民治理宿鸭湖的情景,《一网拖来千斤鱼》反映了打鱼时人欢鱼跃的场景,《春雏》、《牧鸭》等则描写了王桥人民纯朴的田园生活,《渔歌》《雁归》《春潮》《秋韵》等真实的再现了宿鸭湖边农舍、农家农民的生活环境,质朴的人们用手中的画笔抒发出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表达了他们美好的渴望、向往和追求。

农民画的当代定位及发展矛盾

1972年,陕西户县秦渡公社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创作《老书记》一画,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形式塑造了一位在劳动间隙中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的老书记形象。《老书记》的问世,既是那个时期对农民画的典型要求,又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成为70年代户县农民画的重要代表作。该作品1973年由文化部在北京展出后,又在全国八个大城市巡回展出,国内50多家报纸杂志发表,并被出版社印成单幅画在全国广为宣传张贴。与此同时,户县涌现出一批反映革命与生产内容的写实造型风格的作品,户县农民画一时蜚声国内外,成为美术界的“样板戏”。但是,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在风格上向学院写实风靠拢,形式美感的表现服从于当时政治内容的需要,民间造型的优势被弃置于一旁,反而背上了技法上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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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农民画的归类,一直令圈内人士尴尬:它既非文人画,亦非西洋画;不是装饰画,也不算工艺品。它不是一个画种,又无一画种能涵盖。曾经,它是“农民画的画”,而今天,在城市化浪潮下,农民身份逐渐解体,许多公务员、教师、干部也加入了创作的队伍;农民画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农村环境、农村生活场景在慢慢淡化,农耕、捕鱼、养蚕、建房、喜庆、婚嫁等农民画主题逐渐失去活力。这些变化,给农民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时期,上海金山农民画以其清新的面目脱颖而出。其时,中国美术界正在开展“形式与内容”的讨论,金山农民画的问世,表面上看是作者对周围日常生活的关注,但实质上,是借生活情境的可利用因素,去展示绘画形式的美感。金山农民画的辅导者调动了农民作者们艺术表现的朴素本色,但是,这种潜力的开掘毕竟要受到地域环境等多方面的局限,使得部分作品多了一些矫饰,少了一些农民画应有的质朴和力度,较难让人们从中看到民间文化更深厚广博的传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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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农民画副院长阮章云说,诞生于新中国的农民画不是自发性的民间美术,而是在以政府为主导,文化部门组织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民画最大的价值是较好地解决了因社会变迁、技术更新取代生活中传统手工技艺这个当代实践和理论的难题,把地域特征和民俗审美为特质的传统生活留驻在画面上。

“画乡”不断涌现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对此有同感,并提到了当代应如何重新看待农民画的价值高度:农民画是后来考证这一地区某一时期文化水准和生活现状的重要资料。如果说,专业画更注重人物的典型形象、心理刻画,那么,农民画更多的则是记载集体活动,体现民族生活和农民阶层的整体面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势头不小的“民间文化热”。改革开放之风迎来了农村经济的复苏,沉寂多年的“画乡”又重新活跃起来,除了原有的“画乡”外,又涌现出不少新“画乡”,不仅在农村,在渔岛、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能看到农民画的蓬勃兴起。老“画乡”如陕西户县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懂得了农民画应该运用自己最熟悉的绘画语言,才能表达出它的本质特征。离户县不远,以安塞、洛川、宜君为代表的农民画带着浓厚的黄土高原气息,向人们展示了艺术传统的现代魅力。

的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农民画乡有了长足的发展,产业化推进已是一种趋势。重庆綦江县文广新闻出版局王宏兴介绍,
2006年,綦江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二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农民版画从普及走向提升。但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农民版画在备受鼓励和扶持的同时,一些农民画家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风格,逐渐走向装饰画的道路。“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农民画失去本体的特色,短期内或许会有经济效益,但长远看,路将越来越窄。”他说,要真的使“美在民间”,必须在保留农民画本色上下功夫,而不是全国大整合。

1985年以后,是中国美术界最活跃的一段时间,浙江东海岸的一个海岛——嵊泗县的渔民画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农民画坊。一群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渔家姑娘和小伙子,操起油画笔和油彩,在画布上涂抹出一幅幅生动离奇的图画。他们表现的是渔民和大海,几乎每一幅画面都笼罩在一种神秘、厚重的气氛里,似乎古朴而原始,却有很强的现代感,有的甚至带有浓郁的拉丁美洲野味。

如何处理产业化与保持艺术性的矛盾?舟山市群艺馆徐锋认为,产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面影响,抑制了作者的创造力,使作品雷同、程式化乃至粗制滥造。他认为,要处理好画家与产业化的关系,发展产业可以从开发农民画的衍生品上入手。

于是,在东北黑土地,在江南水乡,在“丝绸之路”,在南海边陲,在中州大地,全国各地一下子涌现出近百个农民绘画群体。这些群体以各地群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为活动场所开展美术创作,并配备具有美术修养的专业人员来辅导他们。这些辅导员大都不来用学院式的技法模式来灌输,不越俎代庖,而是启发他们将民间美术的造型本领运用到绘画创作上来。

引进农民画辅导员,是耶非耶

农民画家们有着土生土长的优势,继承和发扬本地民间美术的优良传统进行新的创造。他们既在传统民间美术造型上吸取营养,融合新机;又能借鉴西方美术的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农民画家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大批优秀的农民画作品相继问世。几乎每一次大型的农民画展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中国农民画的影响越过了国界,受到国外艺术界的密切关注。农民画的多次出国展览,大有压倒专业画家之势。鉴于全国各地农民画创作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1988年春天,全国有51个在农民画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县,被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命名为“画乡”。“画乡”的命名,标志着中国农民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辅导员的指导和参与是中国农民画创作的独特现象。曾经,户县农民画有辅导员丁济棠、刘文西;金山农民画的吴彤章,山东日照的安茂让,广东龙门的谭池发等。一方面,他们深入研究本地区民间传统美术,从中挖掘有益于创作的素材和样式,诱发农民作者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当伯乐,发现和培养人才,催生优秀作品。但是近十年来,全国农民画乡的辅导员现象在逐步退化。第一代辅导员或去世,或年事高,后继乏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民画的总体格局。

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转型,这也构成了新时代农民画和新一代农民作者叙事背景的变更。在新一代农民作者的视觉表征及其构建的自我图像谱系背后,唤起的不仅仅是他们这一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而充斥其间的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的文化关注,也让我们看到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全国各地新农民画乡在新时代的影响下,对自己的艺术有了新的追求,无论是题材、内容和创作手法上,均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面貌。

河南商丘民权县的王公庄村,人称“画虎村”,远近闻名,也是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等曾前来进行专业辅导、交流。专业的绘画技艺与地道、质朴的农民画风相结合,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专家呼吁,一方面鼓励专业画家对农民画进行辅导,另一方面,采取怎样的方式辅导是更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美术理论家李一认为:“专业画家不能取代农民画家,农民画的许多感人之处甚至超过了专业画作。”不少专家指出,如何辅导,是以专业的技术来要求还是结合农民作者个人的特点适当调整,是以专业的技艺、风格影响甚至取代农民画的风格还是保持当地的个性特色,如何拿捏个中程度十分值得推敲。如何既不影响农民画的质朴、大胆又使其在艺术性上有所提高,是一个很费思量且需要实践证明的议题。

不久前,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展来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其土著的特色和当代的元素令人印象深刻。“新世纪农民画的发展,要在逐渐改变原来生态的基础上有一些发展,其实,农民身份并不重要,更多的是可能从民间、从土地、从乡民民俗中自觉得到养分,并吸纳当代及其他民族绘画的特点重新创造,这是今天农民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美术评论家尚辉此说,为当代中国绘画以农民画的方式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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