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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汝瓷,源自汝州

十二月 11th, 2019  |  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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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汝陶,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一种陶艺制品,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其代表作是闻名于世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距今约6000年的历史。这件汝陶珍品,1978年出土于汝州市纸坊乡阎村,2003年被国务院定为67件不可移动文物之第一,遂成旷世奇宝。
从鹳鱼石斧图陶缸看汝州的制陶史,足见汝陶历史之久远、文化底蕴之深厚、汝州文明之源远流长。由于汝州境内制陶业的兴旺发达,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历春秋战国,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过隋唐至北宋,汝陶融汇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华,以自身的独特魅力,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荣和文明。汝陶艺术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终于在唐宋时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汝瓷出现,盛极一时。陶为瓷之母,陶为瓷之根。汝瓷是汝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汝陶以更为光彩夺目的表现形式–汝瓷、特别是天青釉汝官瓷的出现,使汝州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汝官瓷因战乱而断代至20世纪七十年代,汝官瓷消声匿迹了八百多年,但汝陶与汝民瓷却因其使用价值和行于民间而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汝州市汝瓷厂的繁荣、汝州市美术汝瓷厂的辉煌,都是汝陶和汝民瓷发展到一定成度的标志。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先是汝官瓷的飞速发展,从汝州飞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接着是汝陶与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出现了喷绘、手绘、雕刻等现代汝陶系列产品,热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各地,以至唐山、潮州、景德镇等全国各大窑口争相仿制汝陶。但有着六千年制陶史的汝州陶瓷艺人不断原创新品,并申请专利,强化知识产权,使仿制者在工艺和品种上总是落后一步,难怪一位着名陶艺书画家盛赞:;汝陶出汝州,距今六千年,鹳鱼石斧图,美韵传人间。2002年3月30日,《中国陶瓷汝窑瓷器》特种邮票首发式将在我市举行。为让读
者更多地了解汝瓷的历史、特点、现状等,本版今明两天特刊出两篇相关文章汝瓷史话》、《古瓷新花放异彩》,请读者关注。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China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1086年到公元1106年,仅短短20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藏品不到70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1992年秋,一件直径仅为8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154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5000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150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6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26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该窑址北距汝州25公里,总面积110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7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20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1988年秋和1989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1999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2000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475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15座,作坊2处,大型澄泥池2个,釉料坑2个,灰坑22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10月18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20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1978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之遥。位于郏县西北10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105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15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18000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着名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72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14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8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2000年5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2001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40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在汝州市韩琴汝瓷研究所有一件较为完整的笔洗,充分证明了张公巷窑制作工艺的高超),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1250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2001年7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40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汝瓷的特殊风格和独树一帜的地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然而作为汝官窑址究竟在何处,一直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国内外考古专家就对汝官窑址的考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汝州境内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发现古窑址50多处,但却无法认定汝官窑口。宋代其它名瓷遗址均已发现,唯有汝窑因文献记载不详,汝窑之迷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梦里寻它千百度,始终难觅其身影。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china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1086年到公元1106年,仅短短20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藏品不到70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1992年秋,一件直径仅为8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154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5000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2000年,既是世纪之末,又是新元的转承,注定要留下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04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榜上有名。针对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古瓷研究专家赵青云先生一语中的:“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的发现,是陶瓷考古史上和古瓷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它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汝窑研究的历史悬案得以了结”。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不知就里的人会有疑问,汝瓷,顾名思义应在汝州为何遗址在宝丰呢?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

其实这并有矛盾,如今河南省平顶山市管辖的汝州市、舞钢市、叶县、鲁山县、宝丰县、郏县除舞钢市外北宋时其它都归汝州管辖,另外现在洛阳市的汝阳县当时也归汝州,这几个县生产的瓷器都称汝瓷。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150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6个生产区。

在汝窑沉寂近千年后,不曾想后来几个县的分别归属,竟因汝窑的发现凭添了几许“烦恼”,比如现在的许多汝州人就因清凉寺遗址在宝丰而颇为失落,遂在汝州境内遍寻汝官窑可能的另外遗址,好在几年后发现了张公巷窑址,专家们已有初步结论。汝州市开办的“中华汝瓷网”对清凉寺遗址也是鲜有介绍。而宝丰县人则认为,既有定论,汝州就不应瞎折腾。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26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纷争也许是必然的,现在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况且汝瓷早以是国之瑰宝,将宋代名瓷尽可能揽到自己地盘里,让它为本地增辉,甚至为群众增财富、为政府增税收,当然无可厚非。

——然后我死了,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从宝丰县施逦西行20多公里,便是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了。

千年汝瓷,源自汝州。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该窑址北距汝州25公里,总面积110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7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20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汝官窑遗址紧邻清凉寺村,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窑址地势平坦,四面环山,有小溪绕其西南。这里的制瓷原料非常丰富,煤炭、高岭土、釉药就地可取,并有蕴藏量丰富的玛瑙。窑址周围窑口密布,瓷片窑具堆积如丘,当年“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此说看来绝非夸张。段店位于鲁山县城北,踞宝丰县清凉寺大概有15公里距离。据专家考证,段店瓷窑的繁荣期在初唐末年和盛唐时期,对汝瓷和钧瓷具有传承关系。相对于钧瓷,段店因为在北宋时隶属汝州,正处于汝瓷的势力范围,段店瓷器与汝瓷的关系更为密切。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传世极品黑釉蓝斑腰鼓,就出自鲁山段店。专家认为,段店花瓷对我国北方瓷业特别是宋代的均窑、汝窑影响很大,其釉色开钧瓷、汝瓷之先河,汝瓷烧制的精益求精、登峰造极大概在段店技艺的基础上形成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1988年秋和1989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1999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2000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475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15座,作坊2处,大型澄泥池2个,釉料坑2个,灰坑22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10月18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20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到段店,中间有清凉寺、罗圈、桃木沟、响浪河、胡叶坡、梁洼等,仅仅根据这些地名,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这里曾经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在汝瓷的昌盛时期,丘陵郁郁葱葱,小河流水潺潺,来往客商频繁,处处炉火连天。可现在呢?沟沟坎坎,黄土裸露,建筑零乱。据村里老人讲,响浪河断流在70年代以后,小煤窑的无序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今天的清凉寺村全靠买水生活。响浪河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像一个远去的沟。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汝官窑遗址就在清凉寺的旁边,与民房相连,如果不是被人带路你很难找到,与民房不同的是个700多平方米大的钢架结构支撑很大顶棚,被棚子罩着的即是已发掘的窑址。在已探明的4800平方米遗址中,揭露面积仅为475平方米,大型澄泥池2个,灰坑22个和水井一眼,还有窑炉的配套设施。清凉寺汝瓷遗址总面积为100万平方米,汝官窑面积约为总面积的千分之五,已揭露的汝官窑面积仅为总面积的万分之五。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清凉寺曾经有过何等辉煌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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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之遥。

说起清凉寺汝官窑的发现,不得不说宝丰人王留现。已73岁的王留现老人,老家就在宝丰县的大营镇,家居清凉寺不足4公里。小时候也耳闻目睹过这一带有宝藏的传闻,既有寻宝挖宝的,也有走街串巷的古董商。自从他进入县文化馆工作以后,就把传闻开始当作一项事业去研究,待后来被调到陶瓷厂专业从事陶瓷研究工作后,他分析从田地里寻来的碎瓷片,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汝窑会不会就在这一带呢?王留现开始在清凉寺一带的沟沟坡坡里寻访。一天,他听说清凉寺村一户人家的红薯窑塌了,露出个瓷件,就当即去查看,见是个汝瓷洗,就以600元价格买了下来,但这洗是官窑还是民窑他吃不准,于是,在1986年他带着这件瓷器和自己撰写的论文《试论宝丰窑和汝窑的关系》,参加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会上,专家们对这件瓷器惊叹不已,会后,上海博物馆的范冬青、周丽丽等专家立即赶往宝丰在这里采集到一批与馆藏文件完全一致的汝瓷残片,依据现场捡到的瓷片和王留现献给国家此时已在上海博物馆保存的汝瓷洗,上海博物院副院长汪庆正等人首次向世人宣布了汝窑的发现。

朱文立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

位于郏县西北10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105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15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18000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着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1987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遗址第一次试掘,即发现典型御用瓷器20余件,1988年初和1989年春,该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一批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十六年来,河南省文件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清凉寺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虽然每次都收获颇丰,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直至2000年6月开始的第6次发掘,才使汝官窑遗址大白于天下。2001年6月25日,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了解朱文立的古陶瓷考证生涯,品赏朱文立的陶瓷艺术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艾青的这首《我爱这土地》。朱文立四十余年陶瓷艺术人生,与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柴、汝、官三大名窑的“历史之谜”联系在一起,与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陶瓷艺术界艾青所歌咏的那只小鸟:竭力“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他不断书写着中国陶瓷史和陶瓷艺术的传奇,不愧是中华“神瓷之子”。
宋代五大名窑,汝窑为魁。清河南督学孙灏曾作诗云: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垕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72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14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8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2000年5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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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

2001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40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1250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就在清凉寺汝官窑被发现的消息充斥于报刊的时候,有一个人还在执着地寻觅。这个人就是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汝瓷研究专家朱文立。早在70年代,身为汝州人的朱文立就开始在汝州的山水间遍寻汝窑的蛛丝马迹。清凉寺汝官窑被发现以后,朱文立开始了自己的思索:按文献记载,汝州城内可能有宫廷建造的汝官窑,而清凉寺离当时的汝州府较远,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宫廷会在清凉寺建御窑吗?管理困难不困难?换句话说,朝廷会不会是看到清凉寺开始的青瓷较好,也就是这里烧制瓷器的技术水平高,才命建汝官窑的?带着这此疑问,他开始在汝州城区的附近寻找。

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

2001年7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40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1999年的秋天,注定是个收获的季节,整天穿梭于各个建筑工地的朱文立在汝州市中大街张公巷南口一正在开挖的地基中发现了痕迹,这就是现在被命名的张公巷址。随后,有关部门于1999年秋、2000年春、2001年进行了3次发掘,出土了青釉瓷片、匣钵及素烷过的坯片和火照等。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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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至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东、西两测开挖了两年探方,发掘面积124闰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方基4座、井4眼、灶6个、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复原的瓷器和窑具,取得了该窑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2004年5月21日,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河南省文物管理局主持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在郑州落下帷幕。全国古陶瓷研究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如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长汪庆正,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官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等。经过认证,大多数专家认为:张公巷窑是在宝丰清凉寺窑基础上发现起来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其中最重要的是,张公巷窑出土的瓷片有比较明显的鱼鳞纹。郑州大学物理学副教授赵维娟通过对张公巷出土的瓷片与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份的测试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大多数专家倾向于张公巷窑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的北宋官窑。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对汝州张公巷窑进一步勘探、发掘。

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的2004年10项重大考古发现中,张公巷窑址榜上有名。2010年张公巷窑址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孙灏这首诗,不仅道出了汝瓷“人巧天绝”、“名王作贡”、“官哥”名瓷亦非“汝俦”的精美绝伦,而且道出了沧海桑田“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无尽感叹。综观历代文献关于汝窑的记载,仿佛在诉说一个悠远飘渺的神话。它的釉中,气泡闪烁亮如攒珠;它的胎中,玛瑙点缀灿如金星;它温润的釉色,如同万花筒,在不同的光照下幻化出不同奇妙的光晕。即使在南宋时,汝瓷已成稀世之宝。它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经历了瞬息辉煌而遽然湮灭。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烧造的又一座高峰,曾创制多种精美盖世的瓷器,也曾大规模仿制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瓷,但惟独仿制汝瓷失败,以至乾隆无奈地写道:“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以至民间有“家有钱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之说。

汝窑窑址到底在哪里?它的烧制技术难道真的“人巧天绝”,只能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吗?

1951年,陈万里撰《汝窑的我见》,发求证汝窑窑址的嚆矢。1964年-1977年,叶喆民、冯先铭两次赴河南考察,在宝丰县清凉寺寻得一片典型的天青釉瓷片,视为“宝丰清凉寺应是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1987年陶瓷学界最终证实,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汝窑址,即是昔日文献中所谓“临汝汝窑址”。这为求解“汝窑之谜”带来一抹曙光,朱文立也恰巧被命运安排跻身到破解“汝窑之谜”的队伍中来。
1975年,29岁的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临时工。朱文立高中毕业,且对化学很有兴趣,因此被安排进行临汝瓷豆绿釉的研究与开发。人如其名,朱文立似乎注定“以文立身”。他没有满足于豆绿釉研制工艺本身,而是像一位专家,精心研究、记录,将临汝瓷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1980年的《瓷器》杂志上,得到当时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李国桢通过写信指导朱文立的研究,这时朱文立才知道自己研究的豆绿釉是临汝瓷,而不是汝瓷。由于朱文立在开发豆绿釉中的贡献,汝瓷二厂任命他为厂里
“临汝窑天蓝釉”试制组组长。

为到远离市区的山里寻找原料,朱文立骑坏了4辆自行车,背坏了5个帆布包,磨烂了几十双妻子为他做的千层底老山鞋。他曾盛夏中暑,昏倒在山沟里;也曾因为“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旷工”而被汝瓷二厂开除。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像战士一样的出征豪情。1982年4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巩县召开,朱文立是120名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大会破例让他宣读了两篇论文《汝瓷豆绿釉》和《汝瓷遗址踏勘》。当年10月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是当时国际汝瓷研究的最高水平会议。国内外专家的观点鼓起了朱文立思考的翅膀。李国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等,希望朱文立能借人在汝州的天时地利加紧研究汝瓷“天青釉”,并努力寻找汝官窑的下落。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失踪了800年的汝官窑址和失传了800年的汝瓷“天青釉”的神奇技术。朱文立像战士接受战斗任务一样,投身到探索之中。1984年,国家轻工部、河南省科委成立了以河南省轻工研究所为龙头,以汝瓷一厂为基地的汝瓷“天青釉”联合攻关小组,朱文立参加了这一攻关小组。

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用的办法。朱文立对汝州地区所有陶瓷原料一一加以分析,对几种主要陶瓷原料,如风穴土、唐沟土等,进行化学成分和X射线衍射分析。对比冯先铭1977年采集的汝窑瓷片,考察了临汝窑各个窑址,采集了数十种原料进行化验,选出有用的原料进行调配。但是,连续两年的试验都失败了,科技攻关小组被迫解散,朱文立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之中,常常彻夜不眠。他觉得攻关小组已经尽可能将配方做到了与传世汝瓷完全一致,而且各种窑变都试验过,不成功的原因肯定在某一神秘的“窍门”上。

伟大的发现,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就在朱文立痛苦至极的时候,清华大学杨根教授给朱文立寄来一本《历代名窑资料汇编》,其中关于“柴瓷”的传说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

柴世宗继位以后,传旨要烧新瓷,此时正好雨过天晴,天边显示出一种非常神秘的青蓝色。于是,柴世宗向制瓷官下了一道圣旨:“雨过天晴云破出,者般颜色做将来。”结果接连两任瓷器官都没烧出这种“天青色”,均被斩首。到第三任瓷器官接任后,连烧两窑,也未成功,回家后闷闷不乐。他的女儿当时七岁,问其原因,瓷器官说,我已烧两窑未成,再烧不好就要被斩首了。女儿问:“有何法可烧成?”答:“民间传说有活人入窑即可。但我作为瓷器官,怎忍心害百姓。”其女暗记心中,等烧第三窑时,乘父不备,跳入窑中。顿时,窑器崩裂,光怪陆离,片瓦值千金。

这一悲惨的故事震撼了朱文立,也提醒了朱文立。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在皇权社会里,皇帝的私欲就是“圣意”,有斩首的制瓷官,难道没有被逼跳炉或祭窑的制瓷官吗?人跳到窑里只有骨头能留下来,而骨头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钙。那么汝瓷的那个神秘的“窍门”是不是这两种元素呢?于是,朱文立在配方里加进猪骨和羊骨进行烧制。他的配方达到328个,每一个配方至少烧3次。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3年、失败1500多次后,在一次试验的4件瓷器中,终于出现了他梦想中的天青色。

他在论文中欣喜地写道:“釉料的配制,是将焦宝石、红石头和方解石、石英以及牛骨灰和栗木灰等混匀,并粉碎到所要求的细度。所配制釉料的化学成份和汝官窑釉的化学成份较为接近。”他观察到,釉层中存在着一种亚微米级粒子,“釉层中所产生的液相分离是这种亚微米级粒子的来源……正是这些密集孤立的小球使釉面产生乳浊并再现天青色。”即使这样,“天青釉”出现的概率在一窑百件瓷器中最高比例只能达到10%。1988年7月,朱文立所烧汝瓷“天青色”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至此,朱文立投身破解“汝瓷之谜”整整13年。
朱文立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汝瓷选材、制材、烧制、成瓷等技艺理论和工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天青釉汝瓷艺术作品。他的作品造型不一,但都釉体流畅,别致雅观,既有北宋汝官瓷的韵致,又带有明显的朱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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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63.com永利皇宫 ,按常理,他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像其他陶瓷艺术家一样,专注于把“朱氏汝瓷”推向市场。况且,汝瓷一厂已经倒闭,他失业了。小女儿才两岁,全家仅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朱文立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奋斗方向。随着对汝瓷研究的深入,他对汝官窑址是不是在清凉寺产生了怀疑。

他从收集到的清凉寺汝瓷片发现,在釉色上,这些瓷片与故宫汝官瓷确实是接近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胎质明显粗厚,与文献上对汝官窑瓷的描述、与故宫汝官瓷传世品差异明显。一句话,它们缺乏汝官窑应有的精细气质。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历史文献都称汝窑在河南临汝县境内,但唐宋时期的汝州,曾囊括临汝、鲁山、宝丰、郏县、叶县、梁县、襄城七县。因此,朱文立认为,对汝窑应做广义的理解。陈万里在他的《汝窑的我见》中写道:“宝丰之青龙寺、鲁山之段店两处,就现在散布碎片的面积看来,在当时实是一个极大的烧瓷山场。”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也这样说:当时的古汝州境内瓷业兴盛,逐渐形成严和店、大峪、宝丰清凉寺至鲁山段店三大窑群。如果是官窑址,一定没有这么大的建造和交易规模。叶喆民的另一句也令人深思:“在清凉寺“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可见粗细俱备。若从历史的长河而论,该窑供御的精品不过是四十年左右的鼎盛春秋,而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朱文立想,清凉寺的汝瓷片是否正是这种主流的“粗器”呢?或者说,真正的汝官窑址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它就在汝州城内呢?

陶瓷史上一个名贵品种的出现和流行,乃至成为御用贡品,当然有其一定的卓越优点,也必然有一个由粗到精、
由“民”到“官”的发展过程。从清凉寺出土的瓷器成分看,当属于汝瓷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作为御用的官窑汝瓷,应该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再发展。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汝州为州府所在地,当时在汝州境内建造宫廷所用汝官窑是完全可能的。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也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就是说,汝官窑完全被政府所垄断。宝丰清凉寺虽属汝州,但远离汝州州府,朝廷在那里建立官窑不便于“供御拣退”,而最方便管理并保密的地方只能在汝州城内。同时代的钧官窑瓷,就是在禹州城内钧台窑烧制的。

从此,汝州城内每一次盖房、挖地基,朱文立都要到场,从破土动工守到地基挖掘完毕。1992年10月,在文庙地区汝瓷博物馆东院,朱文立发现汝官瓷残壶嘴1个,卷足支烧的笔洗残片1块,色泽如刚成熟的豆青色。当地基挖至4米深时,露出一口宋代陶缸,陶缸边上有大约3立方米的经过淘洗的纯木灰。多年的经验告诉朱文立,这里极可能曾经是汝官窑配釉作坊。由于汝州文庙地区距北宋州衙不远,朱文立将汝官窑定位在文庙附近。

6年过去了,1998年,朱文立在文庙地区又发现了典型的汝官窑瓷片。1999年3月,一户民居在文庙东南开始修建,当推土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两堆醒目的堆积物出现在面前。它们分别为灰青色和灰白色,非常纯净,正是配置汝官瓷的重要半成品釉料。而堆积物下面则是大面积的宋代青砖——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证明了朱文立的推断。

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从汝州文庙官瓷窑出土的汝官瓷片看,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制作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精细、胎薄,非常成熟和完美。其二,文庙汝官瓷普遍呈现淡天青,釉面非常薄;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普遍呈现重天青,呈色幅度大,釉层较厚。其三,文庙汝官瓷开片非常统一,均呈现蝉翼纹开片。而清凉寺汝官瓷开片纹杂乱,有蝉翼纹,也有蟹爪纹,显露出早期汝官瓷的风格。其四,文庙汝官瓷支钉痕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支钉小。”他谨慎地说:“汝州文庙汝官窑址可能是宋宫垄断的汝官窑址。”
朱文立的研究,解答了叶喆民“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之谜,也印证了叶喆民临汝窑“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的论断。

汝官瓷的历史之谜,也得到了这样清晰的解释:临汝瓷是汝官瓷发展的前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宝丰清凉寺一家窑厂一枝独秀,釉料配方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它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从此,清凉寺停烧,而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这才有了后来传世的汝官神瓷。

相比汝官窑,宋代官窑瓷要稍稍幸运一些。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写道:“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叶寘的记录十分清楚:“遂命汝州”
造汝瓷,“自置窑烧造”官瓷。1956年,杭州市南郊乌龟山麓南宋官窑址成功发现,但北宋官窑却一直是谜。一种解释是,因黄河多次泛滥及地貌变迁,致使汴京遗址久埋地表深处,无从再现。由于缺乏实证,陶瓷史学界不断对“汴京窑址说”提出质疑。主要有:

其一,怀疑北宋官窑的存在。理由是许多明清文献中只提到“修内司官窑”而不提“汴京官窑”。

其二,认为北宋官窑就是“汝窑”。

其三,承认旧官窑、新官窑两者并存,但在器形及胎釉特征上不易区分。

朱文立一直关注着“官汝”、“汝官”这一名词的含义。它是不是两种官瓷的并称?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就是说,烧造釉色好的官窑瓷,与汝瓷釉色“相类”。官窑与汝窑,本是同一血脉吗?

据叶寘“京师自置窑烧造”,“京师”指的是北宋首都汴京吗?但查遍开封府志,尚未见官窑烧造的只言片语。开封地处京广线以东,李辉柄认定,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因此,朱文立认为,“京师”一词并非地点,而是“朝廷”。

1999年3月文庙,在看到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时,三块残片同时刺激了朱文立的神经。因为在现场他发现了天青荷叶碗残片、支烧天青平底小洗残片和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等。他做烧成研究发现,豌豆青釉色残片独具釉色特征。北宋人徐兢在《奉使高丽图经》中说“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说明“汝州新窑器”在釉色上与越瓷相仿,而那块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正符合“汝州新窑器”所独具的釉色特征。徐兢是当时人,且精通瓷器,他绝不会把耀州窑说成是“汝州新窑器”。朱文立还看到,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虽经三次挖掘和1998年秋大的规模盗掘,均未见一片豌豆青瓷片。这说明,这块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比文庙汝官窑时代要晚。同时,豌豆青色瓷片的制作风格和汝官窑一样,但它的色泽既不同于越窑,也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而是一种“汝州新窑器”的宋瓷。他大胆推断:“汝官瓷应分两期生产,北宋中期应在宝丰清凉寺生产。禁烧后应在汝州文庙汝官窑址生产,并同时生产‘汝州新窑器’。”

那么,这种“汝州新窑器”是不是就是北宋官窑呢?它和汝官窑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呢?《说陶卷二·说古》说:“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这说的不就是汝州吗?

2000年4月,张公巷一户居民盖房时,挖出了很多瓷片。朱文立赶到现场,捡到数十片典型的窑具,其中有桶式,有盘式,也有漏斗式。在一个州府城内,能如此没有顾忌烧瓷的,只有官窑。这次挖掘,出土了瓷片、完整匣钵、玛瑙粒等。朱文立还不满足,在张公巷路东的另一户居民院内打探孔,结果一个孔内出土了60多件素烧胎片,制作精细。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明,张公巷地区的确是又一个宋代官窑场。

上海博物馆里珍藏着四片独特青釉瓷片,既不同于汝瓷,也不同于其他同期瓷器,一直没有寻找到它们的来源地。而在张公巷发现的瓷片却与这些瓷片惊人的相似。比对研究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喜出望外:“张公巷窑址就是这四片瓷片的娘家。张公巷窑址可能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的北宋官窑。”

2004年初,河南省考古所对张公巷进行第三次挖掘。从探测情况看,张公巷窑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朱文立兴奋地写道: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当挖至宋代地层时,出土了大量的匣钵片,并有两个匣体非常完好,张公巷的匣钵和临汝窑匣钵完全是不同风格。伴随着匣钵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胎片厚薄之均匀,制作之精细,在陶瓷史上是很少有的。张公巷釉色是继承和发展文庙州新窑器釉色,仅是胎体制作不同。张公巷窑址在汝州城内,仅此说明,汝州张公巷窑址很可能就是宫廷所建为宫廷垄断后的御窑。

朱文立的判断,得到了陶瓷界的认同。2004年5月20日,“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会”
在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古陶瓷界、考古界权威,对张公巷新发掘的窑址和出土的实物标本进行了论证。大多数专家认定,张公巷出土的瓷器在釉色、烧制技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人们寻找千年的“北宋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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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理清了宋代汝窑文明的发展和演变:宝丰清凉寺汝窑——文庙汝官窑——张公巷官窑。北宋官窑生产时间短暂,约15年左右,传世品更少于汝窑。宋室南迁,张公巷北宋官窑遭到宋廷毁灭性破坏,遗址完好地埋在地下,从此失传。人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品,只有南宋官窑瓷器。

北宋官窑遗址的发现还在于,它的瓷器残片使仿北宋官窑有了具体、可信的标准。自2002年开始,朱文立再次踏上了寻找烧制北宋官瓷原料的征程。

历经两年多的试验,终于在2005年8月把张公巷北宋官瓷研制成功。2005年11月1日至5日,在第八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朱文立不仅发表了论文《再论张公巷、文庙窑址》,而且把仿制的北宋官瓷展出,轰动全球。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在鉴定意见中写道:“朱文立同志不仅首先发现、研制汝州张公巷官窑青瓷,而且还能本着薪火相传的精神,开发、仿制张公巷北宋官窑青瓷,由于其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该仿品的造型、胎釉已具形神兼备的水平。”

继汝官瓷之后又一历史珍宝、中华神瓷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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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荷花碗》朱文立作

在古陶瓷中,弥漫着最大迷雾的莫过于柴窑。

明洪武时期,曹昭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中就曾提到:“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明张应文在《清秘藏·论窑器》一书中则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文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提到:“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桑行之《说陶卷二·说古》说:“高澹人宋均窑瓶歌注云,近人得柴窑碎片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王渔洋香祖笔记谓贵人得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与。”

上述明人记载,均难以考证。人们只能根据一些文献或推想,对于它的具体窑址提出不同的看法:

其一,有人根据《格古要论》认为,柴窑的窑址在郑州。

其二,有人说“郑州”为“禹州”一字之误,认为柴窑与钧窑容易混淆不清。

其三,有人认同《余姚县志》引《谈荟》中一段话:“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其四,清吴任臣撰《十里春秋》说:“钱俶曾于显德五年四月七日及八月十一日两次贡周事例,因而认为当时柴世宗很可能命钱氏烧造所谓“雨过天青”的瓷器。

诸如此类的记述还有一些。日本陶瓷专家大谷光瑞认为,柴窑是明代文人雅客的伪证,实物并不存在。其理由是:关于柴窑的记载皆是明以后所写;窑名用皇帝姓绝不可能;后周柴世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且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焉能顾及烧造那样高标准的精美瓷器?如有传说中的柴窑存在,则定窑不会成为御器,而势必让位给柴窑了,所谓柴窑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

柴窑,真的“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吗?朱文立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

汝州是中国陶瓷艺术的母胎和种源。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人类就在此栖息繁衍,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仰韶彩陶是中国最早的瓷画,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鹳鱼石斧陶缸图》是中国现存发现最早的国画。始建于北魏的风穴寺,与少林寺、相国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神奇的“煤山文明村落”迄今4600余年。东周为王畿之地,隋设汝州,为历代郡州治所。因此,在这个地区产生柴窑是完全有历史渊源和物质、文化、艺术基础的。

从中国陶瓷的演化进程看,唐代瓷器的雍容浑厚,发展到五代瓷器已优美秀致,不仅制作者审美观念发生变化,而且制瓷工艺也得到重大改进。其一,为了瓷器胎薄,原料加工更为精细,烧成后的胎质更加致密,玻璃化程度高。其二,造型技术更高。五代碗盘胎质均较薄,器皿口沿常作五瓣、六瓣、八瓣等多瓣花形。深腹杯,作海棠式,高喇叭圈足,这些器物的成型难度都较大。其三,装烧技术的改进更具开创性。五代满釉瓷烧造成功,支钉不仅小,而且支在器物不显眼处。这些进步,实际上也是汝窑创世的重要历史文化条件,产生柴窑也绝非天方夜谭。宋真宗景德年间设镇置监督烧御用瓷器,写“景德窑”,浮梁县亦称为景德镇,御窑用皇帝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柴窑完全存在着烧造的条件。想一想建窑时间更迟、烧造时间相对较长的汝官窑、北宋官窑的“失踪”“失传”,柴窑失踪、失传更在情理当中。

朱文立进一步想,过去认定北宋官窑设在开封,可事实上它在汝州。郑州至今尚无唐、五代窑址发现。因此,柴窑可能在河南其他地方。“郑州”与“禹州”,“郑”与“禹”两字字形相差太远,笔误可能性小;如果有笔误,应是字形或字音相对相近的字。如果这样,“汝州”比“禹州”可能性更大。

朱文立还发现,柴窑的记述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天青色”。这与汝窑瓷器釉色相近,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关联。柴窑比汝官窑早一百多年。汝州是一个烧瓷的王国,柴窑是不是比清凉寺汝窑更早的汝官窑的源头呢?还有,历史文献记载柴窑的色釉,不论是“其色正碧,流光四溢”,还是“葱倩可爱”、“越窑秘色”,都说明一个可能,柴窑釉色恐非汝窑的“天青”一种,还有“正碧”、“葱倩”、“越窑秘色”等。

这些猜想,让朱文立兴奋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搜寻古典,想找到为自己的猜想服务的文献。

《说陶卷二·说古》说:“考唐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木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即在其都内。”这段话说明,柴窑并不在郑州,而与汝、官窑一样都在汴汝“都内”。而汴京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那就只能这样理解,“汴”是对“汝”的限定,即北宋之汝州。

《饮流斋说瓷》说:“柴汝官哥定为瓷学家之恒言,皆宋窑名也。”柴窑“谓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薄如纸一语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青如天一语亦不尽然。柴窑固以天青为主色,但据博物要览则尚有虾青色豆青豆绿等,不止天青一色也。釉中有细文开片,见于豆绿色者较多,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在明代已不易见。”这段话极为重要:一者,无釉符合陶瓷发展规律。五代前,不见“裹足支烧”,肯定有露胎,但“滋润细媚”,可见制作之精;二者,薄如纸非指胎釉,而纯指釉。这与明谢肇淛所说柴瓷“质复莹薄”一致。定窑、汝窑都为薄胎瓷,后来有脱胎瓷,但都做不到胎釉“薄如纸”。相反,把“薄如纸”限定在釉层上则疑问迎刃而解;三者,釉色并非天青色一种。这些理解,显然更接近历史实际,也为理解柴窑的其他特征打开了通道。比如,“明如镜”是指釉汁的玻璃质感,这符合五代瓷器的阶段性特征。

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朱文立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柴窑遗址就在汝州。并且,它与汝窑存在着先后承续的发展关系。汝窑、北宋官窑遗址的连续发现告诉朱文立,貌似捕风捉影的古文献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

朱文立想起来了,在寻找文庙汝官窑的过程中,自己曾发现几片非常独特的天青釉瓷片,它们和文庙汝官瓷片釉色、内部泡粒结构极相似,但不同的是,釉层比文庙汝官瓷薄,釉面比文庙汝瓷片明亮,当时把它们也视为文庙汝官瓷。2009年、2012年,汝州古将台附近群众盖房,不断出现这类瓷片,有天青、粉青、豆青色,虽然釉色各异,但内部泡粒结构相似,显然是天青釉色的变异。这些地方同时还出土了骨质修坯工具、匣钵片、支钉、垫饼及生烧产品等。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有的瓷片连釉带胎仅两毫米,釉层完全“薄如纸”;既有垫烧、玉壁底,也有满釉烧,支钉痕如小米粒,具有明显的五代特征;雕塑工具为骨质,非一般民窑所用;这些瓷片打得非常碎,显然是不想让它流入民间而刻意为之。这些既不是文庙窑址的废弃物,又不是张公巷窑址的废弃物,那会是什么官窑遗址呢?朱文立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寻寻觅觅的柴窑遗址!

这是朱立文面对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没有传世品的瓷器的发现与论证。发现汝官窑址,并再造汝官瓷;发现北宋官窑址,并再造北宋官窑瓷。他已经创造了两个考古、再造奇迹。在七十岁后,他要创造的正是第三个奇迹:发现柴窑址,并再造柴窑瓷。诚如是,必将是中国陶瓷历史的又一次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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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朱文立。他站在家门口,挥手与我告别。他穿着一件黑色、厚重的棉袄,脸色紫红,两手粗壮,其模样跟汝州、河南任何一个农村的老头没有差异。

但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澄清或正在澄清中国陶瓷史上的三大迷雾,把几大名窑的演变关系梳理得具体清晰:后周世宗以柴窑为御器,民间禁用。赵宋取代后周后,把柴窑在宫中全部销毁,所以宋中、后期就很难见到;宋哲宗元祜元年以前以定窑为贡瓷;宋哲宗元祜元年,在汝州城文庙烧造汝官瓷,历时15年;宋徽宗崇宁元年,以钧瓷为贡瓷,历经5年;宋徽宗大观元年,又以“汝州新窑器”为贡瓷,历经4年;宋徽宗政和元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设置御窑烧造北宋官窑器,至靖康二年北宋灭亡,历经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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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八卦鼎》朱文立作

中国是瓷国。陶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它是集中国制瓷艺术、雕塑艺术、色彩艺术、绘画艺术四位一体的艺术精华,是中国的国粹。而宋瓷以其造型的韵律、釉色的温润、线条的美感等艺术特质,代表了这个艺术品类的辉煌,是人类文创水平的历史巨峰。朱文立的研究与创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历史之谜”的破解,更在于一种文脉的接续,一种文创精神的传承。他的事业已超出了制瓷艺术本身,也超越了一个陶瓷艺术家的范畴,而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

“宋人眠无醒,汝瓷今重生。谁获神异彩,雨过现天晴。破秘八百年,民间出璨星。闻名清凉寺,寻迹汝州行。望嵩楼下访,望人如望嵩。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这是朱文立汝瓷再造成功后,贺敬之在2001年4月题赠朱文立的诗。“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正是朱文立四十年如一日求索的生动写照。相信他一定会给柴瓷一个新的历史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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