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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23rd, 2019  |  风俗习惯

潘石屹: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和信仰的危机

富人真的更有道德吗?

[内容摘要]金融危机在社会层面实质上是一场信任的危机,我们由此看到信仰才是更值得珍视的“资本”、“实力”和“财富”。中国基督教提出“爱的神学”,对当代世界信仰的重建与和谐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爱的神学”与服务社会的“仆人精神”,对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的沟通、融合及其自身的生存、发展,作用积极。

世界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着名经济危机

www.cnfol.com 2009年04月20日11:21 观点地产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爆出的财务丑闻,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都与“人祸”直接相关,德国著名记者乌尔里希·维克特在《贪婪:世界经济危局的罪魁祸首》一书中,对于富人的贪婪与道德问题做了思考。
 

一、金融危机是信任的危机

1637年荷兰郁金香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危机,1837年美国金融恐慌,1907年美国的银行业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

   昨天,我刚刚来到海南博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这个论坛的主题少不了是和当前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我在我们的博鳌蓝色海岸刚住下,就遇到数不清的记者采访,要我谈谈对这次经济危机的认识,前天在沈阳,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思路,做了一篇题为“全球金融危机故事的上半段和下半段”的演讲,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人们每天都在热议的这场经济危机。  两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有位先哲说:“经济的本质是精神的”,当时很迷惑不解,经济的本质怎么可能是精神的?我们每天接触到的,我们看到的经济现象
都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中的。过去一年,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其中也包括许多重大经济事件,每当这些大事件发生时,我总想起“经济的
本质是精神的”这句话,也终于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内在含义。的确,物质只是经济表现的外在形式而已,而经济的本质却是精神的。  去年发生的毒奶粉事件,让29万名正在成长的幼小生命受到了伤害,甚至失去了生命。如此悲惨的事件再提多少次,再反省多少次都不过分。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再回头反省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事情的核心就是在物质高度发展的过程中,诚实和负责任的精神品质缺失了。过去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奶粉行业的成长速度是很迅速的。从中国奶粉行业成长速度的曲线来看,远远高于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牛奶的包装甚至比国外任何国家的都要精美;我们也看到,这些牛奶工厂采用的流水线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这些繁华的物质表象背后却是在牛奶中加毒,比加毒行为更可怕的是有关部门还给这些生产毒奶粉的企业各种荣誉:质量免检产品,劳动模范等等。颁发这些荣誉的人和机构可能比那些直接给牛奶加毒的人带给社会的危害更大,更危险,更有欺骗性,因为他们的行为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导向。当没有光时,剩下的只能是黑暗;当没有诚实时,剩下的只能是欺骗。  去年9月份之后,全球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财富和工作机会,许多公司倒闭、破产,更有许多国家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如果这些国家的财务状况用公司管理的办法来衡量,那么这些国家实质上都已经破产了。媒体用“金融海啸”这个词来形容这次的危机,也表明了它的破坏力之大。这次金融海啸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是麦道夫的骗钱案。麦道夫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骗了几百亿美金,手段是百分之百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欺骗。这次金融海啸不同于一般自然界的海啸,虽然没有让海浪打垮一间房子,也没有让海浪卷走任何一个人,但它打破了金融、经济的秩序,打垮了人们心中的信心和信任,这种后果决不亚于真正自然界的海啸。  以麦道夫为参照,我们再看看那些不断在电脑前面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制造泡沫的人,他们是麦道夫欺骗案的翻版。与麦道夫相比,他们使用的是间接骗术。在他们的手中,没有生产一粒粮食,没有开采一滴石油,没有建设一间房子,没有为社会增加任何财富,只是在不断制造泡沫,用这些假财富换取别的国家、别的公司、别的人们创造的真正的财富。这种做法的性质实际上和麦道夫是一样的,只是麦道夫的手段是直接的、赤裸裸的,而他们的手段是间接的,带有遮盖性的而已。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这些做法都是违背基本常识的事情,而恰恰是好多基本常识被社会和人们遗忘了,所以他们还是这样在欺骗,并且在长期地欺骗。  麦道夫骗钱的手段主要是做假财务报表,按照这些假财务报表去分红去交税,再拿这些假的财务报表去骗钱。今天又有多少公司,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在做假的财务报表,在欺骗股民,欺骗监管机构。与麦道夫相比,这些企业的管理者不过是间接的、兼职的麦道夫。麦道夫是不干业务,只是靠做假帐骗钱,而这些公司在做自己业务的同时,与麦道夫一样也顺便做假报表骗钱;或者更严重的,他们在做假报表骗钱的同时,顺便做一些其他业务。在我们的市场中,还有多少个伯纳德.麦道夫呢,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危机,这些直接的、间接的麦道夫还在欺骗着,我们的社会何时才能进步?  在一大桶牛奶中,哪怕只是掉进一滴毒,最后整桶牛奶只能倒掉,变成没有用的废物,就像中国有句俗话“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汤”,无论我们的物质如何发展,我们的牛奶桶有多大,有再多的牛奶,只要有毒,哪怕只是一滴,以往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都将化为乌有。  这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实质的确是精神的危机和信仰的危机。在危机中,信心的确比黄金更重要,但信心的基础是诚实,是信赖。越是处在欺骗的环境中,大家就越没有信心。试想,如果我们的食物中还有许多的三聚氰氨,如果我们身边还隐藏着许多兼职的,专职的,间接的和直接的麦道夫欺骗着我们,我们的信心如何再建立起来?诚实、关爱、负责任……这些精神品质是全社会财富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物质财富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难以持续。  精神品质是如此的重要,但在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环境中去谈爱,强调诚实,常常会显得可笑、幼稚。一般人认为这些是小学生才谈论和学习的问题,甚至会有人斥之为伪君子,讲大话,或者另有其它目的。也确有人想利用物质世界的原则去促进精神品质的进步,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物质和精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精神世界统领着物质世界。其实,世界的本质不是我们过去所学的物质决定精神,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规律,精神世界有精神世界的法则,如果用物质世界的手段去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就如同用尺子去量温度,也如同用温度计去称重量一样的不可能。精神品质提高的基础是信仰。  4月20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有篇专题报道,题目为:“基督美国的末日”,(作者:JonMeacham),文中引用了3月份公布的美国Trinity学院做的2008年度调查结果,“美国宗教信仰调查(ARIS)”:美国公民认为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数量几乎是1990年的2倍,从8%上升到15%;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百分比也下降了10%,从1990年的86%到现在的76%;《新闻周刊》的读者调查也显示:布什时代有69%
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现在这么认为的只有62%;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在变小;认为宗教可以解决所有或大部分问题的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低,只有48%。因此,文章得出结论,基督上帝并没有死,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祂的影响力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信基督教的人减少了10%,而无宗教信仰的人增加了10%,这一现象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谁是原因,谁是结果?我认为信仰的缺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而金融危机则是信仰缺失的结果。现在多少宗教信仰已经堕落成迷信,失去了真正信仰的力量,也失去了当年先知们自我牺牲,追求真理的精神,甚至有些宗教违背了与政治无涉的原则,沦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制造战争和恐怖的根源。这些都是宗教失去了对真理追求的态度,失去了真理光芒照耀之后的悲惨情景。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有更多的人在危机中和困惑中反思危机的根源,寻求人类共同的信仰——真正能够团结人心、启发人的智慧,给人类能够带来和谐、安宁、和平的信仰,只有建立起这样的信仰,我们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富人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  

看似强大的当代社会金融和经济体系,在这次突然降临的金融危机面前却是如此脆弱!一系列相关产业的资金危机和运转危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接踵而至的是崩盘的灾难和威胁。但这种根本性和连续性的影响,并不足以说明当前的金融、经济结构本身存在着致命性缺陷。因为从经济自身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结构仍然完好无损。关键问题乃在于金融、经济运作中存在着隐瞒和欺骗,由此导致普通大众“信心”上的“崩溃”,结果竟是一泻千里。随着对这种体系的信任缺失,人们对其发展前景也失去了以往曾有的信念。

世界上着名的经济风险,金融危机下的信奉重新营造www.463.com永利皇宫。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

 人们天真地认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回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富人并未如此。
  

金融危机与信任危机的关联及其所导致的巨大损失,使我们从当代社会现实存在上认识到了信仰的意义——社会结构和秩序靠信心来支撑,以信任来维系。从人类社会的深层生存状态来看,信仰的确是更值得珍视的“资本”、“实力”和“财富”。人类社会若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缺少一种信仰的共构,就势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最终引起危机;而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则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就是说相互之间要有“信心”而不是“戒心”,要有“信赖”而不能耍“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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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道德到底是啥关系,是不是富人更有道德?这个古老的问题,历经两千多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有人说,富人更有道德,因为富人是社会的受益者,富人的家产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拴在了一起,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就要关心社会。而德国著名记者乌尔里希·维克特在《贪婪:世界经济危局的罪魁祸首》中揭示,在很多时候,富人表现得很不讲道德,偷税,走私,贿赂,诈骗,洗钱这些富人们经常摆弄的勾当搅乱了世界,贪婪是造成世界经济危机不断的罪魁祸首。富人的道德不见得高尚,但世界经济的乱象是否贪婪二字可以了得,事情未必如此简单。
  财富与道德肯定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二百多年前,英国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讨论人的道德基础时,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意想不到地成了经济学的奠基人。20世纪80年代,尊崇亚当·斯密,相信自私自利的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福祉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成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的时尚,发达国家左手攥着凯恩斯,右手高举亚当·斯密,一方面扩大政府支出,让富人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出台宽松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人们天真地认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回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富人们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有道德。
 

金融危机的实质在于,美国的金融运作滥用了人们对其体制、机制的信任,而这种滥用一旦被披露或暴露,则立刻出现因失“信”而无“用”的连锁反应,从根基上摧毁了这一经济秩序和运转程序所需要的信用。当信心、信任和信赖还存在时,这种信用曾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使金融资本等社会资产迅速扩大和急剧膨胀。由此可见,资本、财富和实力实际上是靠一种“信心指数”来支持和维系的。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637年荷兰郁金香危机

www.463.com永利皇宫, 富人贪婪,而且逃税  

现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这种信心和信任的减弱或消失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已使庞大的金融资本转瞬即逝、化为乌有。巨额财富一夜蒸发并不能仅以“泡沫”被挤掉来解释,而必须看到“信心”有否在其中发挥实质性、关键性作用。在社会关系和经济运作上,信之有无和大小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各种资本的有无、大小。这种信仰本身因而也是一种独特却实在、有着影响力甚至起着决定作用的资本、实力和财富。

17世纪中期时,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当时量少价高,被上层阶级视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投机商看中其中的商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并推动价格上涨。1635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全民运动,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

 楚姆温克尔因逃税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及100万欧元罚金,受到震慑的德国富人纷纷自首补缴税款。
  

“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在或确在,作为一种前瞻、预见、投入和冒险,在其实效的确定性中仍有着结果或结局的不确定性。因此,信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虽然今天社会信心的重树和信任的重建任务非常艰巨,却仍然值得去做,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克服金融危机或整个经济危机所亟待解决的心理和社会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出现的这一不利拐点,加之人们不清楚金融危机“底”在何处、有多深,所以对目前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能够恢复信心和保持乐观者如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这样,在恢复信心上似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克服危机实际上乃与重建信心同步。

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六个星期内,价格平均下跌了90%。郁金香事件,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经济,此事间接导致了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荷兰的衰落。

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了,道德却没有随之相应提升,世界经济从此变得更加动荡,更加危机四伏。全球性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破坏性越来越大。一家企业的倒闭,一个市场的崩溃,一个行业的没落,一个政府的更迭,都有可能诱发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经济危机总是和道德,尤其是富人的道德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之交发生的几起经济危机,大多是由富人不讲道德引发的道德事件。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因其交易员里森为个人牟取暴利,违规操作造成巨额损失而宣告破产。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爆出的财务丑闻产生了连锁反应,击碎了网络经济的第一个泡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国际金融大鳄兴风作浪的直接结果。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银行家们成了众矢之的,被人们指责为贪婪的肥猫。次贷危机的起因不是道德事件,却暴露了更多道德问题。2009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这次危机进行了全面调查。在从次贷危机发展到全球经济危机这个过程中,调查委员会没有发现谁制造了这场危机,就连最先倒闭的新世纪公司和美国政府撒手不管的雷曼兄弟公司,也没有发现明显的违规问题。调查委员会最终形成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显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所有人的行为似乎都是合理的,然而,危机就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悄然发生了。(参见《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在很大意义上,信心、信任和信赖要靠信仰来提供。这种信仰既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社会安宁、和谐的奥妙之所在。当社会缺少信仰时,应该努力去建立、形成所需之信仰。如果社会已具有某种信仰,则必须全力保持这种共识,加以维系、呵护,使之留存、延续。尽管这种信仰有其前瞻性、不确定性或冒险性,却仍然值得持守、保存。如果社会能把握、高扬这种信仰,则会为其带来不可估量的信仰动力、资本和财富,保一方平安,维持其和谐、稳定。美国当前社会所出现的信心动摇和信任危机,应该促使其在社会信仰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反思。同样,我们也应该认真考虑,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信仰,要怎样去树立、维系和捍卫这一信仰。信仰上的“破”乃以社会动荡为代价,而信仰上的“立”则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艰巨工程。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720年 英国南海泡沫事件

 2008年的金融海啸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富人的道德问题浮出了水面。金融危机使麦道夫这类的金融巨骗现了原形。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言,“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更严重的是,危机期间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随后政府财政危机迅速传递到欧洲,先是冰岛,后来是欧洲五国,直至欧债危机全面爆发。政府没钱了,一方面是钱花冒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该收的钱没收上来。税金都上哪去了?原来富人们刻意逃避纳税责任造成了税源大量流失。《贪婪——世界经济危局的罪魁祸首》中讲了这么个故事:德国联邦邮政公司总裁克劳斯·楚姆温克尔因逃税金额巨大而被逮捕。数年来,他通过一个位于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进行逃税,金额高达97万欧元。楚姆温克尔因此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及100万欧元罚金。楚姆温克尔获刑之后,受到震慑的德国富人纷纷自首补缴税款。仅仅在2010年一年,就有超过26000名逃税者自愿补缴了差不多2000万的税款。如果逃税者愿意主动向税务部门自首的话,就不会受到惩罚。在德国,成千上万的德国纳税人都有欺骗国家税务部门的经历,越是富人,逃税的金额就越大。据估计,因富人刻意逃税,每年给德国造成的税收损失高达数百亿欧元。
 

二、“爱的神学”与信仰的重建

南海泡沫是经济学上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脱离常轨的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

 富人逃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问题,富豪们总是挖空心思,想方设法逃避纳税。富豪们逃税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世界公民,利用不同国家政策法律的差异。在这个国家赚钱,到另一个国家纳税,在合理避税的幌子下偷逃税款,其逃税金额动辄数以百万计,有的甚至高达上亿美元。逃税是富人揩国家的油,占公众的便宜,破坏的是社会公平,冲击的是道德的底线。单凭富人们普遍热衷于刻意逃避纳税这一点,就很难说富人比别人更有道德。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变化和积极发展,社会主流表达了与世界共在、求人类和谐的美好愿望。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缺乏一种信仰的凝聚,社会和谐并不容易达成。如上所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恐慌,实质上是一种信心上的危机,即在金融、经济交往中信任的缺失,而信心、信任和信赖要靠信仰来提供。中国基督教提出“爱的神学”,是回归基督教作为“爱的宗教”之本真的当代努力;在其看来,通过这种爱,当代世界信仰的重建与和谐的实现将不再遥远。

南海股价年底仅为每股1.2磅,到1636年底也只不过上升到1.8傍。随着资本主义投机市场的形成,南海公司的价格大起大落。在11月价格猛升到7磅,随后回跌到1.5磅,在12月12日其价格再度强烈反弹,直上11磅。过了新年之后,再猛跌到5.5磅。由于新投机者的加入,价格再次急剧上升,到1月29日已经突破了14磅大关。这三次大起大落,每一次的振荡幅度都超过400%。

 进退两难的反腐战争  

回顾往昔,在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基督教的传播陷入了政治文化冲突而出现了爱的缺失或遮蔽,基督徒成为少数人群体,与中国主流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脱离,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思想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拿12月9日最低点与12月12日的
最高点相比,3天之内价格上升将近10倍。超额利润招来了四面方的投机客。也许有人早就怀疑到南海估价已经完全背离了近年来市场常态化,但是所获取的暴利使得许多投资者没了理智。到了1月价格也被抬高了25倍多。到2月5日上涨为30磅,在30天内涨幅超过了29倍。在这段时间内几每一个投机者都沉在突然发了一笔横财美梦之中。

 对富豪下手狠了,无异于为渊驱鱼,如果听任富豪们一如既往,那么社会公平何在?
  美国是世界上因富豪逃税遭受损失最大的国家,联邦政府因此每年流失税收上千亿美元。逃避纳税的大户是跨国公司的高管,企业界的精英,演艺明星,律师,大学教授等高净值人群。过去,美国政府对富豪们的偷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睡,而今,联邦财政到了破产的边缘,便开始着手打击富豪们的逃税行为。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世界上最大的避税天堂瑞士终于被迫放弃了坚持几百年的银行保密规则。美国政府还倡导各国政府间相互开放本国公民海外资产信息,使携款外逃的富豪无处藏身,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腐浪潮。然而,令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是,美国因此成为富豪心目中正在丧失魅力的国家,在纳税还是移民的抉择上,越来越多的富豪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美国国籍。仅2013年一年,就有三千多美国富豪放弃了美国国籍,他们缺乏起码的爱国心。而连爱国之心都没有,道德又从何而来呢?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发展中,基督教有着积极的表现和主动的参与,其指导观念是其思想中“爱人如己”的核心价值。中国基督教为了重塑其“爱的宗教”的形象,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爱的神学”这一表述和努力。当然,爱在中国的贡献既是出自基督教的思想资源,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美德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督教的“爱人”与儒家传统的“仁爱”相互呼应、水乳交融,随着中国重新认识外来文化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相应结合共构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宗教复兴中“爱的精神”。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837年美国金融恐慌

 美国能够打赢这场针对富豪们的反腐战争吗?著名金融家辛乔利分析称,富豪们逃税是小国博弈大国的结果。避税天堂基本上是拥有独立主权的袖珍国家,为富豪们提供优越的避税条件是他们的生存之道。美国,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侵犯这些袖珍国家的主权。美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在打击富豪逃税方面,便陷入了两难境地,对富豪下手狠了,无异于为渊驱鱼,如果听任富豪们一如既往,那么社会公平何在?
 

可以说,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的提出,是要尝试打破自近代以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隔阂,缓解其张力,在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促成积极的双向互动、彼此理解和信赖。“爱的神学”的主旨,正是要以其爱的信仰来重建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它争取的不是一种“小爱”、“自我之爱”,而是一种有着博大胸怀、无私忘我的“大爱”,体现的是“大爱无疆”的境界。这既是对中国教会自身局限性的一种超越,也是在中国社会寻求理解、共融的一种呼唤。

1836年,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闭了联邦银行,将资金转移至州银行,美国联邦银行管理体系由此开始呈现衰势。随即《自由银行法》诞生,各州的银行申办手续大幅简化,但随之而来的欺诈行为也纷纷发生。1837年,马丁·范布伦升任总统后,情况愈来愈糟,各家银行纷纷因失去信用而倒闭,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美国由此进入了连续5年的经济危机。

 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打破了国界,财富可以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任意流动。一个国家的主权对富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如何让富人们更好地遵纪守法已经成了世界性难题。要走出政府治理富人的困境,不仅需要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更需要富人自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乌尔里希·维克特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他主张所有人,普通平民也好,公司总裁和银行家也好,都应当主动遵循社会规则。毕竟,如果失去了道德的支撑,任何法律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与西方思辨传统不同,中国社会在当代更为需要的似乎是一种“实践理性”、“应用伦理”。因此,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的提出并不是走传统西方神学中系统神学、思辨神学的习惯之路,而是构建一种提供给中国基督徒,帮助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处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神学”、“社会神学”。这种神学在基督教会内部是为了突破其以往的封闭性、保守性,以表达对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普世关爱;对外于教会的中国社会则是为了显示基督教爱的价值与意义,为中国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一些真正的、有益的贡献。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907年美国的银行业危机

“爱的神学”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旨在推动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实践。它作为“实践神学”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神学,突出的是伦理典范和精神感染。在存有价值观的不同和信仰上的区别时,“爱的伦理”是宗教与社会协调、适应与和谐的最佳途径。

“1907年恐慌”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发生,当时有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被挤提。这次恐慌最终蔓延至美国全国各地,多家银行和企业破产。挤提的主要原因包括:一些纽约银行的市场流通性收缩、存户对银行失去信心和美国缺乏法定最后贷款人。

然而,为了赢得中国社会的理解和中国民众的信赖,基督教必须将其“爱的精神”落实在“仆人精神”上,以其社会行动、社会关爱来感动中国,建立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信心与信任。由于政治发展的复杂和以往历史积淀的负担,“爱的神学”所追求的乃是一种超越和超脱,为此基督教有必要淡出政治,摆脱以往历史的是非恩怨,从而以一身轻装进入中国当今社会领域,主要以社会服务、社会关怀来参与中国目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并在这种社会建设中体现其“天佑中华”的信仰主旨和“神爱世人”的宗教信念。

1907年10月,一次操纵“美国铜业公司”的股票的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贷款给这次纵市场行为的银行被挤提。其后,挤提更蔓延到其他相关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个星期之后,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因此倒闭。“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令恐惧蔓延整个纽约市的信托公司,因为区域银行自纽约市的银行提取储备。由于大量存款人在区域银行提款,恐慌扩大到全国各地。

三、服务社会与教会的发展

到11月时,金融危机基本上已停止扩散,但一家大经纪公司使用
“田纳西煤,铁和铁路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借大笔债项使危机进一步出现。TC&I的股票价格,因反垄断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批准紧急收购,才避免了大幅下泻、崩溃。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非常需要一种具有宗教境界、神学意蕴的社会参与行动和社会慈善事业,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文化建设,通过实践行动来帮助思想对话。在这种“爱心”的发扬光大中,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情感冷漠或认识坚冰自然会被融化、消解,形成一种真诚信赖的关系。这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的理想生存处境,并可能让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一旦基督教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则同样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信仰动力”和“信仰资本”。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

现在,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看法,已由过去单纯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发展到客观评判教会在社会中的正负影响。基督教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凝聚功能、社会认同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对人可起到文化共识功能、精神安慰功能、心理调适功能和道德规范功能等。但有些负面作用如排他性、不宽容性、自我封闭性甚至极端主义、对社会的离心逆反乃至对抗情绪都会形成社会张力,影响着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社会形象。

8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那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股市崩盘,这么多年来人们对它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已经够多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盛衰过程”,不同之处只在于,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这个“盛衰过程”造成了最可怕的后果。

教会对此应有积极回应。“生活在这一世界,但不属于这一世界”,教会的信仰自觉使得教会对社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对社会的“批评”态度,即所谓“先知”的精神传统;另一种则是社会的“服务”态度,即所谓“仆人”的精神传统。然而在有着被帝国主义入侵历史的中国,教会若高扬其先知精神,对社会加以信仰意义的批判,无疑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反而会构成与社会的逆反与紧张。目前,中国教会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姿态来面对社会,以仆人之身份来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由此体现其信仰的人生价值与现实存在意义。这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中国教会之软弱和谦卑的象征,但我认为,恰恰于此自我奉献的服务之中潜藏着中国教会的未来希望。

事实上,受到当时证券市场条件所限,那场股市大崩盘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很多。根据《The
Great
Crash1929》提供的数据,“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929年的鼎盛时期,活跃的投机者人数少于并且很可能大大少于100万”。也即是说,当时美国接近1.2亿人口中,参与股市投资的还不到0.83%。

中国社会在伦理规范和社会服务层面对中国教会的参与和实践加以肯定,中国教会亦可以此作为融入中国社会、取得社会认同、发挥社会作用的突破口。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瞬息万变和捉摸不定,给人们带来许多新的疑虑和困惑,波涛汹涌、充满漩涡的商海使人们的稳定感、安全感产生动摇,社会救助和相互帮助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参与人数的规模,而是股市投机成为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当最有钱的那个群体,都围绕着华尔街,在享受了持续7年的大牛市之后,突然迎来了当年10月底呈直线下跌式的崩盘。

于此,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和参与获得了重要机遇,有了明晰的发展前景。中国教会在自养和自救的同时,亦尽其所能地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和社会援助活动。例如,在“扶贫”、“支边”、“赈灾”、“助学”、“送医”、“献技”等方面,中国社会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教会的雪中送炭、积极参与。这种社会关切和参与的实践,扩大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亦树立了教会的良好社会形象。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者消除对基督教的误解及偏见,使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有了更大的社会空间,并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承认。

很多关于那场崩盘可怕的报道中,提到了几乎所有人面临破产,有很多投机者纷纷自杀。但这些并不是这次股灾的可怕后果,最可怕的是,由这次崩盘引发以及之后糟糕的经济政策下,美国遇到了整整十年的大萧条。这样,1929年的股市崩盘,就从近百万的投资者,扩散影响到了一亿多的美国人。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987年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一是指1987年10月19日的股灾。当日全球股市在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带头暴跌下全面下泻,
引发金融市场恐慌, 及随之而来19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

除香港停市外, 其他在该星期仍开市的市场都定下交易限制,
让电脑系统有足够时间清理交易,
这让联储局和各国中央银行有足够时间把大量资金 注入市场,
舒缓市场的恐慌情绪, 避免了不断的恐慌性下跌和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

事后金融界人士都认为股灾把当年过高的股价和市值一次性从市场中消除。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墨西哥金融危机是指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墨西哥发生的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震撼全球,危害极大,影响深远。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国内学者的分析: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

世界着名经济危机: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也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以上就是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9次着名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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