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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16th, 2019  |  风俗习惯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A Return to Gramsci: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Gramsici Shift of Cultural Studies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只有在复杂关系的对象存在中才能得到本真性阐释与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一元本体论以对象性存在的多种形态为其存在方式并以此贯穿、展现自身的存在。20世纪西马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元化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展现出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与政治学文论等四种具体的理论形态。这四种理论形态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其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与建构活动的结果。在结合历史与现实文化思想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流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主要逻辑架构体系与空间性的具体存在形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扎实基础与敞开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马文论/本体论/理论形态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本人甚至恩格斯都没有说过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是后人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进行理论阐释和建构活动的结果。本体论是哲学和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对研究对象的存在本质和存在方式所作的直接正面的回答。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和人;美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文艺理论的对象是审美的文艺活动。这三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哲学本体论指导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本体论。从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都从一元论的本体论出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本体论,都是一元论的,都是唯物的、实践的、以社会存在为根本本体的本体论思想。从本体论的这个基本结论出发,也可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但是,把本体论理解为一个基本结论,在当代世界的理论发展中就显得很不够。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科学认为,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人类可以得到的惟一实在惟一的客观实在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也存在于复杂的关系之中,离开了这些在复杂关系中的对象存在,不可能说明对象存在的真实状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元论的本体论指导下,应当对对象存在本体的多种形态做深入研究。
如果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样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可以看出,20世纪存在着四种主要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且在一元化本体论指导下可以从本体论复杂关系中发展出本体论的具体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向的是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审美和文艺作为人类普泛的实践活动,也是与人类共生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之间在人类学上存在着共同点。人类学可以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从一元化本体论出发对文艺进行研究的本体关系的连接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文艺理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一种形态。同样的情况,在政治学、意识形态理论和经济学上也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它指向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政治的维度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把文艺看作为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这个论断和观察视点也是本体论的,也是本体论的一个关系层面。而经济本来是社会的基础,但是文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渐商品化乃至全面商品化,文艺及其生产过程和流行机制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现象的文艺,理应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艺术生产的维度去研究。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本体论指导下,根据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的发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析了当代社会的审美和文艺存在的本体论的四种基本关系,形成为四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
逻辑与历史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四种形态的基本立足点,在马克思的原创性著作中有明确论述。这是四种形态建构的基石。而20世纪新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提出了人类学、意识形态和经济-艺术生产等问题,提供了建构四种理论形态的契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实践和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体论提供了新的丰富形态。这些形态同时又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理论视点,规范和引导理论的发展。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是在做历时性的叙述和阐释,甚至是传记式的评介,还缺乏宏观、整体的共时性关系的论述。我们在理论的视野和思路上,采取“问题-视点”的分析方法,从本体论角度归纳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对象性关系,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超越和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人类学等多方面的对话,人类学既指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又指20世纪其他哲学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中具有人类学色彩的东西。这种交融在不同的理论家的论述中体现为不同的变体。
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在于把人的本质视为“一种社会的、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Márkus
16)。这种存在物与动物构成区别,是一种追求自由的个体。但是马克思并非抽象地审视人的超验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赋予社会与历史的意义。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如果把人类学理解为一种对‘人类本质’的一种答案,对‘人本质是什么’的一种尝试性解决,那么就有一种马克思的‘人类学’,只是它不抽离历史……”(Márkus
40-41)由于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与历史的视角,它必然为侧重经验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借鉴打开通路。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形态的论述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意义,明显体现出文化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的结合,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人类学的特色。马克思晚年对文化人类学的重视以及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方面的发展都与马克思理论本身对历史性的重视紧紧相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的目的是解决人的存在的事实与价值这一困境问题。这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美学本体论问题,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就是一种审美的追求。马克思审美人类学在学理上的这种深层次的合法性为后来的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不同程度在马克思这一未充实的框架中获得创造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重点在于解决“在社会的进程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审美’能力的物质和生物基础是什么?艺术与人类劳动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如何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联系起来,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10)等问题。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中,不少学者从劳动、经济,尤其是原始社会与现存的土著部落的研究中获得实证材料,并依据当代生物学、心理学、系统论等科学理论来阐释艺术与审美意识、审美能力的起源与发展,从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到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等著作不同程度地代表了这种倾向。但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普列汉诺夫侧重于社会劳动与游戏,把人的生物基础与物质基础结合起来考察起源问题;考德威尔把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本能理论、幻想理论与原始宗教仪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卡冈从系统论与文化理论、神话资料来探寻艺术形态、种类、样式、体裁的起源与发展,而卢卡奇从巫术操演活动中探讨产生模仿艺术形象的最初冲动。在起源探讨方面,对文化与语言的重视值得注意。这种倾向既与20世纪的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紧紧相关,又拓展、深化了对艺术起源的思考。在考德威尔对诗歌起源的语言的考察,巴赫金对狂欢节日语言的分析、杂语的重视、神话语言的权威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等均有显著的表现。不过,总的说来,对起源的思考大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劳动的视角。尽管如此,他们看到这些与艺术、审美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社会心理、文化等中介因素相关联的。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对起源问题的思考并非停步不前,它在接近艺术本身特性的起源研究中事实上推进了艺术本身的研究。
在艺术与审美的功能方面,他们在原始艺术与现代艺术方面,从社会与个体层面探讨了审美艺术的功能。在原始社会,艺术是集体性的,其主要功能在于整合与组织个体,使个体社会化,以利于原始人类生存。普列汉诺夫看到艺术的功能在原始社会首先服务于纯粹实际的、功利的目的,同时又涉及到劳动节日、战争、男女之性诱惑,情感的发泄。考德威尔结合心理学的本能理论对原始艺术的个体功能的分析是较为具体的。卡冈对艺术功能的探讨更为全面,从艺术对社会、个体、文化、自然以及艺术本身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卢卡奇对艺术的反拜物化功能以及对人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识到艺术这种同质媒介的重要性。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还建构了颇有影响的审美文化理论。应该说,这方面最富有创造性。其杰出代表就是巴赫金、威廉斯、哈贝马斯。巴赫金从原始节日、民间文化中追寻到一种狂欢化的民主而自由的精神,其中充满对话与复调。正是凭其文化、人类学的资源,加上他的哲学人类学的提炼,其为解读拉伯雷、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文学的文化批判找到了切入口。威廉斯从文化人类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在探讨文化的概念、共同文化的理想时,均把人的存在的经验事实与政治民主的参与很好地参合起来。并且他结合文学创造,提出了富有人类学意义的情感结构理论,这对文学作品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新方式。哈贝马斯在原始人类的社会劳动中捕捉到交往理论的萌生状态,并且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充实了他的交往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到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等大量文化人类学家的成果,其奠基的四大社会学家(注:指杜克海姆的社会统一理论、米德的自我与社会理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与帕森斯的体系结构理论与文化阐释理论。)的人类学背景也受到极大重视。同样,他的交往美学也没有脱离哲学人类学的价值规范。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思想事实上要挖掘文化领域的潜在力量,它涉及到人类的现实存在,更关注人被文化压制而寻求解放的努力。这必然涉及到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融合。在20世纪后期以来,伊格尔顿与杰姆逊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后现代的文化研究的重视均离不开这种视角。文化是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审美与政治的范畴。本·阿格尔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的阐释也是如此。文化是当代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他的身体美学的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最形象的体现,包蕴着丰富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在后现代时兴的文化政治或者身份政治、身体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人类学、美学的凝结,与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关系。
在20世纪,由于人类学视角的切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愈来愈脱离教条式的宣讲,而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实质来建构与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些人类学家通过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认识到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价值,对马克思的借鉴是十分显著的,有学者看到:“根据资本主义理论而推断出世界秩序观点,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依然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通用知识资产”(马尔库斯费彻尔125)。就美学而言,一些人类学家把马克思以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阶级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等理论运用到他们的研究对象上,形成了对原始艺术、族性美学、性别美学等特色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传统的艺术人类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开始关注审美现象的权力、意识形态、性别、阶级等因素,从而逐步形成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文论或者审美人类学。
从马克思理论本身,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的逐步丰富以及20世纪后半期人类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日渐成熟。它力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把学术与政治,美学、人类学与政治学融合起来,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显著特色。它在解决审美与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在整合当今的学术潮流,在揭示当代人的存在与价值方面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无疑这种研究也对传统的资产阶级美学文论研究构成了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文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文论指从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出发,对审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进行论述的文艺理论形态。马克思把艺术等精神文化看作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本体论重要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审美和文艺论述的理论立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中都可以看到,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这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西马文论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批评,关键在于对“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form)的辨认,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中介环节,才可能切实地把握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与其现实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这里的关键是,有可能发现生产一部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正好就刻写在它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观点的变换、韵律的选择或修辞的策略里”(Eagleton
and Drew
11)。如“卢卡契将在叙事方法的分崩离析中追索资产阶级迷失历史方向这一现象的根源,而瓦尔特·本雅明将在波德莱尔诗歌的感知策略中探查出巴黎众生的看不见的存在。卢西恩·戈德曼将从拉辛和帕斯卡的作品里发掘出把他们与一个过时社会阶级的命运捆在一起的一种永久的范畴结构,而泰奥多尔·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冲突和破碎的特征中,看出抵制意识形态束缚的痛苦和经济的商品化终归只能是自我挫败”(Eagleton
and Drew
11)。此外,巴赫金、戴勒·沃尔佩、萨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也有相当重要的同类研究。
卢卡契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就提出了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的研究,从而开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意识形态批评的新传统。这来自于他的“总体论”思想:“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76)。总体论思想提升了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使文艺等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成为经济基础的被动、消极因素。“有理由把意识形态形式看作也是人们借以意识到日常生活充满的诸多问题并力求把它们克服的手段”(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488)。他的著名的“现实主义的胜利”观,是对文艺于意识形态关系的深刻解说。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等著作中,巴赫金把文艺学归结为意识形态科学这一广泛学科的一个分支,从对意识科学的一般原理的探讨过渡到对文艺学的一般原理的探讨,精辟地论述了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性所在,以及从这种特性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巴赫金的观点影响7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理论上有许多独创性的观点。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们在生存世界中的表象体系。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艺术关系的辨析,有深刻意义。但他没有找到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阿尔都塞的学生马歇雷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作品与居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一种一致的关系,而是一种异己的关系,从而使自身呈现为一个离心的结构。伊格尔顿走向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即主张意识形态在主观经验构成中的作用),但他又不同意阿尔都塞所认为的文艺本身不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意识形态是“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他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文学通过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以及文学生产方式这几重中介而与作为终极背景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复杂的关联的问题。本雅明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把文艺创作的技术手段看作为生产力,这个观点用以分析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则得出艺术的内容不是由意识形态倾向决定而是由艺术的技巧所决定的结论。据此,本雅明主张用“文学倾向”的概念来取代“政治倾向”的概念。由此他肯定了现代主义艺术。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文论有一些具体的各种方法及实践值得讨论。当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制约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度把艺术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时,他实际上也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总蓝图。对于这个总蓝图,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原理上去进行理解的,从大的方面讲这本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庸俗马克思主义之机械而粗糙的做法已经败坏了这个基本原理的名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局部到整体的更为细致的批评策略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基本原理的辩证认识。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展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但如果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这样一个近乎完整的意识形态批评思路或许就得以显示出来:文本(内容及其形式,尤其是形式)—世界观—阶级或集团意识—文化革命。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环节上予以展开(这三个环节并不截然分开,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在“世界观批评”环节,关注的是主要从文本与作者世界观的联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进入考察视野的将是卢卡契的总体意识批评、萨特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和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批评;在“阶级或集团意识批评”环节,关注的是主要从文本与阶级或集体意识的联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进入考察视野的将是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小说的“狂欢化”批评、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及现代艺术阐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批评;在“‘政治无意识’学说”环节,关注的主要是从文本与作为终极视域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从目前来看,似乎只有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才能进入这个考察的层次。在这个考察中,上述其他批评方法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再审视。通过这三个环节的批判性考察,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沟通韦勒克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总体性批评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文论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文论其实是把马克思关于艺术作为一般社会生产的思想,融入艺术社会学,研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生产的性质、特征、过程、结果,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生产如何实现意识形态和审美文本的结合,如何科学地阐释作品的意义,以及艺术产品在社会中流通、消费产生的社会意义等问题的文论。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文论首先是由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所开创的。它建立在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理解上。柯尔施强调从《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呈现出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轨迹,马克思思想的要义在于要改变社会必须首先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一思路开辟了一条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布莱希特的“生产美学”在两种意义上论述了艺术生产含义:其一,认为艺术是一种生产,不仅是一种理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实践;不是对世界的反映,而是对世界的改造和建构;既是一种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同时也是一种行动。其二,艺术是一种生产,意味着艺术具有某种直接的与物质生产相类似的内在结构,劳动工具有着重要意义,在艺术生产中,艺术技巧决定着生产的成功与否。艺术生产具有一种集体性和民主性。艺术家由此不再是孤立的创造者,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参与者,艺术作品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它期待着读者或观众的参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和陌生化,是其“生产美学”的具体体现。布莱希特“生产美学”首开从“经济”角度看待艺术和文学的道路。艺术生产思想是本雅明思想发展中期这一阶段的产物,是本雅明美学政治化思想的产物。本雅明认为技术并不具有必然的进步性,法西斯主义利用技术手段来维护既定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将利用机械复制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雅明的文论思想与布莱希特的“生产美学”相结合,强调艺术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以及艺术生产和接受的群众性和集体性,从而强调了艺术的政治功用性,又克服了早期由批评康德认识论的狭隘性而导致的否定工业技术的倾向,转向强调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解放潜能,以及技术的否定性作用是由于统治阶级对技术的误用。由于受到布莱希特史诗剧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本雅明强调工艺技术对于艺术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史诗剧对于工艺技术的大量使用,如灯光投影、电影片断等,使艺术的技巧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范围,而与大规模社会生产的技术联系起来。《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的文学生产思想、《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技术进步主义以及《拱廊街计划》的“辩证形象”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联系。本雅明对布莱希特的“生产美学”所作出的重大推进是将社会生产技术与文学艺术的技术联系起来,从而使作为生产的文学与整个社会生产具有直接的交叉点,这是本雅明文学生产力思想的基础。
其次是阿尔都塞、马谢雷和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论。这种文学生产论建立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上,坚持文学是对意识形态的生产。阿尔都塞改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认为每一社会结构(阿尔都塞称之为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包括三个层次: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每一层次都是一种实践行为(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39。还可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59。),是在物质生产的意义上,即通过劳动,并运用劳动工具对原材料的加工和改造(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56—164。),这样,意识形态的实践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生产。马谢雷的《文学生产论》强化并扩展了阿尔都塞的这一基本思路。文学通过其形式机制对意识形态材料进行加工,在此生产过程中,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边界和限制。文学通过其形式机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作为社会潜意识的意识形态,在文本的断裂和空缺中,显示了其症候,通过对此症候的阅读,我们才能看到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和马谢雷的意识形态生产论显然不同于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生产论。其一,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产物。阿尽管强调后期马克思思想,反对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与柯尔施的激进主义相反,阿的重点在认识论,即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阿强调意识形态没有边界,只有后期马克思作为科学才能从外部认识意识形态。布莱希特和本雅明认为文学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具有能动地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马谢雷的生产论则认为艺术通过其形式结构,从内部展示了意识形态,使我们能看到或者说以一种近似于科学的方式感受到意识形态,文学并不能颠覆意识形态。因此,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目的是行动,马谢雷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学生产规律的掌握,建立一门严格的文学批评科学。其二,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生产论,坚持对文学的形式结构进行变革,坚持将文学技术与社会生产技术联系起来,而阿尔都塞和马谢雷的意识形态生产论,对于文学形式的观点则潜藏着唯心主义的危险。
伊格尔顿为了避免他们文学生产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危险,吸收本雅明以及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一种能够综合处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和作为物质生产的文学的文学生产论。从马谢雷的文学生产论中所发现的危险,正是他自己的文学生产论所努力的方向。他把本雅明的文学生产论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后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文学生产作为一种物质生产,由此文学作品的物质性必须与其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而文学形式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是历史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必然中介,或者倒过来说,历史是意识形态的终极视界,正如对于詹姆逊历史作为“真实界”,是政治无意识的终极视界一样。其次,晚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了将意识形态生产作为物质生产的可能性。在晚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上,伊格尔顿得以将本雅明的文学生产论、雷蒙得·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以及马谢雷的意识形态生产论加以综合,从而提出自己独特的文学生产论,在《批评与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范畴中,既包括了物质生产,又包括了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
70年代以后,艺术的“商品化”与商品的“艺术化”成为当今资本主义最普遍而又熟视无睹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个由商品构成的无穷的审美幻象,人们再也无从察知幻象之外的现实,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完美的罪行。如何揭示“人工制品”自身的历史构成性,如何展示艺术这种最典型的“人工制品”与资本的隐秘关系,如何在文化斗争中寻找到革命的契机,或者保持一种革命所必需的阶级主体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任务。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主要是指其政治理论、政治指向在文论领域的展开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解放的理论,它的实践指向性是政治斗争。同时又因为共产运动是解放全人类的斗争,这种解放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解放。文化、审美、文学艺术就是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又密切关系的领域,因此从政治斗争角度来认识社会的文化、审美、文艺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视角。
这种视角不能简单化为一种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入侵。由于现代社会政治利益和行为的普泛化,审美和文学艺术在许多时候都与政治的功利诉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康德认为“纯粹美”是非功利的,而现实存在的大量“依存美”则是有功利的。审美和文艺的功利性包含政治功利。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功利诉求角度审视审美和文艺,是符合实际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文论也不是简单和僵化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样形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政治方针、政策的具体、微观指向,和坚持共产主义运动未来、长远、根本目的和利益的宏观、总体指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两个主要思路。
这两种思路在具体的理论家那里有结合和交叉。而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来,在20世纪早期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领导各国革命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比较主要地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政治的近期目的来要求文艺服从党的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论述文艺问题时已经提出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把它概括为“党性原则”。由于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中遇到了政治斗争严峻挑战,列宁和斯大林着重于在苏联发展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文艺。斯大林、日丹诺夫等的文艺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方向的规定,是苏联时期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苏联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文艺理论的主流形态是政治学文论,其代表理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的主要成绩是用工人阶级的政权领导,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联系的主要思想,比如“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表达工人们的普遍情绪”、“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要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等等,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长远目标与审美、艺术的相关性比较忽视,排斥了许多不能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要求的文艺实践和理论活动。比如对20世纪西方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的实践,没有能够在苏维埃政权支持下得到发展。
以苏联六十年代以前文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是在政党领导下进行建设和发展的。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文论的发展动力机制。而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中,也有非政党领导的学者理论形态。这一传统从20年代西马的崛起就开始了。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在脱离政党领导的语境下,根据无产阶级政治的长远要求,提出了建立“民族-人民文学”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文化霸权”的一系列主张。葛兰西指出,“在统治阶级的权力主要靠工人阶级经过选举予以承诺的那些国家里,有必要对原来被认为于革命斗争只有外围意义的组织和手段给予新的估价”。苏联政治学文论的思路是把武装夺取政权而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惟一正确的政治道路。葛兰西、卢卡奇等开创的西马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作了宽泛的解释,开拓了政治学文论的多元化发展局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政治指向主要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引人注目的,本雅明关于“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马尔库塞关于艺术是革命的解放承诺的论述,萨特关于“文学介入政治”的呼吁,都是196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主要代表。这些理论家还把政治批判的锋芒对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批评其漠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种种弊端,在文艺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要求提出质疑。
1968年“五月风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强力式的革命风暴、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式日渐隐退,而代之以对日常生活异化形式的全面文化批判,以争夺文化霸权为目的,在知识领域进行政治批判,扩大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地。阿尔都塞和雷蒙·威廉斯把文学艺术、审美和文化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实践,而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让文化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这一新的观念开辟了文化批判、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文化政治”的战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文化视野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得到深入发展。这一发展又与西方学术界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接轨,融入新兴学术潮流,形成为当代西方的学术显学。
有突出影响的是英国的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政治学、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政治学和美国的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学。有三个核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阶级、种族和性别。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权力关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种族和性别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在文化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热点。七十年代伯明翰中心推出《工人阶级文化》等一系列以阶级作为论述中心的文论著作。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异军突起,这些批评流派本身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活跃在这些流派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坚持举马克思主义之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集体”成员的卡普兰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具有重要影响,阿赫默德坚持对后殖民文化做阶级关系分析,反对把阶级矛盾隐没在种族矛盾之中,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中坚。九十年代以后审美和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全面商品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批评矛头指向审美和文艺中充斥的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斯特利布拉斯和凯尔纳捍卫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对当代文化消费符号的研究之中。
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大量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普遍出现在文化政治研究的文本当中。有些作者并不认为或者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文本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赛义德的文论就被马尔赫恩选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学政治学、文化政治学在当代世界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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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诚

作者简介:李艳丰,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文化研究。通讯地址:广东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000)。

www.463.com永利皇宫,责任编辑:紫一

  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尔的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等特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等,都是霍尔通过运用把它们镀亮的。

  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全球化与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问题,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问题,日益已成为文化艺术界和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原发信息:《文艺理论研究》第20175期


  经济转型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话语转型,即从强调经济基础、物质结构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转向强调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形态,从阶级政治转向文化政治,形成了以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为主导的文化政治话语形态。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源自葛兰西。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思考,对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等问题的创造性阐释,直接影响了后葛兰西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本文在分析葛兰西文化与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从文化政治的语义内涵、理论方法与价值维度三个层面进一步思考西方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问题。

  2月10日,英国新左派创始人之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伦敦逝世,享年82岁。英国《每日电讯报》官网评价霍尔称,霍尔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创造了撒切尔主义,深刻影响了新工党。

  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前后,文艺理论批评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经历了20年的发展变革之后,“新时期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业已结束,一个被称为“后新时期”的时期开始了。开始,我对此论,不大能够接受,也不以为然,认为作为目击者,感到新时期文学仍然“气数未尽”,而在我的观念中,过去的沉痛教训是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了,二者固然无法截然分开,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不必再人为地用政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套文学的发展历史。但近十年来,即进入90年代以来,文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不管你承认与否,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越发显示出不可阻遏的趋向。对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被称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兴起,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既往的看法是否正确。文学艺术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文化(文艺)新现象是什么呢?

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Western Marxism underwent an important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mphasis on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material structure to the superstructure and cultural ideology,from
class politics to cultural politics,and ultimately established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cultural politic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politics come from Gramsci,whose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the
economic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as well as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politics,ideology and hegemony,directly affected cultural
politic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promoted the Gramsci shift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ost-Gramsci er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amsci’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eory,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Gramsci
shift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studi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cultural
politics:semantic connotation,theory and method,and value.

  事实上,霍尔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更让世人得以全面地认识英国社会。霍尔是怎样的一个人?其思想如何在文化研究思潮中得以分辨、存留?日趋泛化的英国文化研究未来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霍尔的学生、同事及专注于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者。

  ——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及其在文艺上的种种影响的逐渐消除,高举批判和反思旗帜、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和以人的解放为思想指归的新时期文学艺术,经过20年的发展演变,已经为多元的文艺格局所取代。回想新时期初期,大家写文章提倡文艺要“多样化”,力求抛弃和彻底消除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艺教条主义和种种思想藩篱,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强权下形成的文艺作品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局面。“多样化”成为当时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批评家们思想武库中的主要法宝之一。而“多样化”这个词汇所标识的,其实是被限定了的,仅限于题材、文体、风格、表现手法、笔法、技法等方面。那时,一旦越过了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这个“多样化”的“雷池”,而出现“多元”或“多元化”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指责或批评,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也会以既定的思维定势“守土有责”,把住这个关。“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如隔着难于跨越的一道天堑。而如今,“多元化”已经冲破了精神的封锁,闯过了思想的禁区,而成为经济和文化阐释中的一个使用频率很高词汇,成为一个公认的文艺理论原则了。西方文化研究家创造的“关键词”这个术语,已被我们所吸收并广泛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多元化”这个“关键词”的背后,确也蕴涵着或遮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在其构成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化自然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炎黄二帝也好,炎黄蚩三祖也好;喜玛拉雅文明也好、黄河文明也好、长江文明也好、辽河文明也好,总之是“一体”中有“多元”(或“多源”)。这一点,尽管文艺界人士关注不多、谈论较少,而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却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从制度的层面上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化。我们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受经济构成多元化的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上当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只要对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文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华文化是由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共同构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文艺)。

关键词:文化政治/文化研究/领导权/葛兰西转向/cultural
politics/cultural studies/hegemony/the Gramsci shift

  霍尔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

  ——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崛起。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左翼文艺人士中曾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一批大陆进步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还在以方言文学为题继续进行这个讨论。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为作家们所广泛接受,作家下乡下厂,到火热的群众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创作,直到60年代末,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40余年的大众化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这说明,大众文艺是我国几代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获得了持续20年的相对平稳时期,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变化,外来文化(主要是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大量侵入,在这种社会的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日益发达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种新的形态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无孔不入。就其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从而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创造着和开辟着文化市场,如以公司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期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其形式多样,诸如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印象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是也。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有在买和卖的商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关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的深层意义,小说家兼批评家李陀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的文化形式,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与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相联系因而具有商品属性,。大众文化不仅夺得了原来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接受者——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老百姓,也夺得了原本属于所谓纯文学和高雅艺术的读者和观赏者的份额,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超越或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为工农兵的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含义,甚至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边界受到了历史性的冲击,并在悄悄地改造着传统文化并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转型和变革。“文学”、“文艺”、“文化”这些概念及其内在含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中国的文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和所从事的“文学”和“文艺”及其概念的本身,是与19世纪末那些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们的筚路篮缕之功相联系着的。然而,百年之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新情况,再一次给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提出的挑战,是他们所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得到的。“文学”和“艺术”,乃至“文化”,还能固守得住旧日的老防线吗?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7批面上项目“理论反思与批评实践: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文化政治维度”[项目编号:2015M57057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从审美意识形态论到文化政治诗学”[项目编号:GD14CZW05]、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项目“文化政治诗学: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5G23]阶段性成果。
This paper is funded by the General Program of Chinese Postdoctoral Fund
(No.2015M570579),“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roject of Guangdo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GD14CZW05),and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roject of Guangzhou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由此诞生。中心创办时,霍尔便应邀加盟其中,并于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该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在霍尔的率领下,文化研究的思路、方向等有了重大调整。《理解霍尔》一书的作者海龙戴维斯(Helen
Davis)曾说: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

  ——“文化霸权”的丧失和“平等对话”的出现。在一些文化批评文章中常常遇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下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使用这个词汇,来代替汉语中常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据最新的报道,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葛兰西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历史与政治看作是同一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化(过去翻译为‘一元论’——引者)的格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开放。而且,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也必然回到葛兰西哲学,以此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
葛兰西的理论概念使我们在文化(文艺)批评和研究上开阔了视野,就是说,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话的领域,“霸权”的取得和建立,不应也不能是通过政治的或行政的手段,而应通过对话和斗争的手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谈判和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其基本意思我想是相同的,艺术上的和学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和行政手段。可惜,在很长的岁月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实行,不得不走了很长很长的弯路。今天在新的环境下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风起云涌,包括某些充满庸俗气味、美化帝王、宣传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剧的流行,一些张扬庸俗世界观和游戏人生的所谓“痞子文学”、一些以暴露女性隐私为卖点的畅销小说,以卖当劳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占领,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主流文化(或主旋律文化)共存、对话和竞争(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谈判和斗争)的新格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消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而批判性从来是文学艺术之存在的基本品格,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构成格局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相对削弱甚至丧失,而要取得这种“霸权”即领导权,靠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优势,而是蕴涵着深度艺术审美力量和隐蔽着强大意识形态魅力的艺术作品的对抗和竞争。

就西方文化语境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强调经济基础、物质结构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转向强调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形态,从阶级政治转向文化政治。从卢卡奇、葛兰西、戈德曼、阿尔都塞,到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再到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却经济政治与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向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革命,形成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视,最终使社会政治革命与阶级斗争演变为知识界的文化批判、艺术批评、大众文化研究等学术行动,文化政治模式替代了阶级革命模式,知识界扛起“文化革命”的大旗,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漫长而艰难的“阵地战”。文化政治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斗争,认为阶级解放的最终实现在于共同文化和集体意识的形成,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向消极革命之后的政治抉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向记者介绍,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这种研究更关注大众文化、青少年亚文化等,更多考虑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德林告诉记者,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霍加特时代、霍尔时代和后霍尔时代。霍加特时代的文化研究受制于旧有的文学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色彩;霍尔时代是不断理论化的时代,其间霍尔等人通过发行《文化研究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建立出版企业等措施,实现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完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形塑;后霍尔时代是文化研究群雄逐鹿的时代,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却不断扩散,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的兴起

文化政治如何发生,谁创建了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与话语结构?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是葛兰西促成了文化政治的兴起。伊格尔顿说:“‘文化政治学’就此诞生。[……]大致说来,这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克里斯·巴克认为:“葛兰西使文明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冲突成为文化政治的中心舞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关于文化政治的讨论是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词汇框架内形成的”。本文认同伊格尔顿和克里斯·巴克的观点,文化政治的主导词汇与核心理论主要源自葛兰西。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分析,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新思考,对市民社会与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对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新左派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本文主要结合葛兰西的文化理论,谈谈文化政治的理论缘起,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问题。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播与文化研究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曾作为霍尔的首批学生之一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霍尔共事,并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格罗斯伯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霍尔是我的老师、导师、知音、朋友。在过去的45年中,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我其实并不想将自己现在的所思所想铺陈成一篇文章公之于众,但美国主流媒体对霍尔离世的报道近乎空白,这又让我不得不提起笔。霍尔事业的每分每秒事实上都在为构建知识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贡献,协作与对话、慷慨和谦卑是霍尔为后人留下的遗产。

  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文化出现的新形态和新格局,为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有人指出,我国今天的文化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形态十分相似,而当时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曾孕育和催生了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90年代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被引进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来,力图以此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倡导者们还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翻译者、研究者、教授等学院派的学者,也有个别没有外国文学背景而早就从事创作或批评的人。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文学批评出现式微迹象的90年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文化的因素引进文学批评中来,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引进文学批评中来,的确有益于丰富变得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手段。

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正是葛兰西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理论界域。由于葛兰西跳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机械唯物论的桎梏,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从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转向以权力分析为主导的文化政治学模式,从而使其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很大不同。亚当森曾将葛兰西视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Adamson
5),他认为,葛兰西除了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外,还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黑格尔、柏格森、克罗齐、拉布里奥拉以及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最终形成了葛兰西式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威廉斯、霍尔、本尼特以及拉克劳、墨菲等人,都曾谈到葛兰西对自己的影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奠基者与开创者之一,葛兰西成为西方文化知识界挥之不去的理论幽灵。将葛兰西的文化理论视为文化政治的滥觞,基本上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界的共识。但是,很少有人梳理葛兰西文化理论与西方文化政治的渊源性关系。本文认为,要想真正弄清楚文化政治的语义内涵以及葛兰西的文化理论如何衍生出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就必须回到葛兰西提出的整体性问题域之中,反思葛兰西的文化与政治理论。

  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

  什么叫“文化研究”?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答案。下面让我来引用其中的两个。

  徐德林表示,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尔的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等特征。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在《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将霍尔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4年为第一阶段,其间霍尔深受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汤普森的影响;19641978年为第二阶段,其间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以及符号学理论;197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霍尔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赵勇表示,霍尔拿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文化研究的范式有了两次重要转换。

  其一,英国斯太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张平功先生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等人物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

  霍尔曾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惠敏的访谈时特别提到: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至于理论嘛,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我把自己称作喜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比如,从德里达那儿我就抓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异。对此,赵勇表示,霍尔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性的理论(或许编码/解码理论是个例外),但他确实是个运用理论的大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论等,都是霍尔通过运用把它们镀亮的。

  其二,主持美国费正清中心“文化研究工作坊”的华裔学者李欧梵说:“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他们是新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他们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消费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

  其实,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是自今日始,也不陌生。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一些介绍,如卢卡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从1956年起,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由邵荃麟、冯至、陈冰夷等同志领导确定选题,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大批著作,并由《译文》杂志社内部出版了白皮书。但那时是供研究批判之用的。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苏联革命领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那些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名义下出版了两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在前言中也历数了这段历史。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是初步的,标明“限国内发行”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对西方的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从80年代起再次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些,也开始以新的立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如哲学研究所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及《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当前在我们这里很热门的威廉姆斯等也做了评介。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宪、罗务恒、戴耘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不仅收入了当代比较著名的西方文化理论著作(节译),也翻译了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的一部分,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而且明显看出编者们意在建构名为“艺术文化学”的新学科。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陆梅林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了西方各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其中有威廉姆斯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于70年代)中的几个章节和《长期革命》(写于1961年)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等。据报纸消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王宁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文集,《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已经发表了他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目前我国的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而文化研究却仍然主要是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开展,对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来说,还难免不是隔岸观火,感到陌生和好玩,笔者期望这部书的出版,能对西方文化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起步很迟。戴锦华教授说:“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
尽管戴先生对我国文化研究的诗意的描述很令人鼓舞,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不能照搬照套外国人的什么“元话语”,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范式”脚下而要有创新的精神,等等,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上,压根儿谈不上“已经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只是表现出了某些创新的意图——如拓展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内容,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方法,但还谈不上在中国的文化(即使是当代文化)研究上已经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批评家认同了的创新成果。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判断,当下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充其量还停留在约略地介绍外国人的理论原则和企图构建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文化理论框架上,而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繁复、多样、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考察(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也是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工作模式)、分析和把握。有的论者说,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甚至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好评。我对此论还难于苟同。文化研究这个命题的提出,是敏锐的、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问题的提出当成问题的终结。

  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独特性

  我们今天毕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现实地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过程涉及到一切重要的领域,不限于经济。李慎之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
全球化不止是经济全球化,制度上、法制上、生活方式上、价值观念上等多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或快或慢的进行着,其影响也在日益显露出来。

  在文化上,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有吸收、有融合、甚至有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近20年来的情况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吸取一切于中国文化有益的东西,化为我有,以发展和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又面对着西方(美国)“文化霸权”的入侵和威胁,21世纪之初的这次美国“文化霸权”,已不同于40年代的那次入侵,来了卖当劳文化、来了美国和日本的歌舞厅和迪斯克文化,来了好莱坞电影文化,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长驱直入地深入到了中国的腹地、甚至到达了相当闭塞落后的角落。这里显示出来的,无疑是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文化态势,在这一轮交流中,对中国人来说,既带来了吸收和交融的机遇,也伴生着排拒和担忧的心理。同时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开放与宽容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胸怀,深信有着几千年历史和富有活力的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的能力,也具有包容和改造异质文化的能力。重要的是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民族独特性。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是:萌芽于五六百年前的昆曲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还是迪斯克和摇摆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责难的,是一种虚弱的保守倾向,而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诚然,历史上曾有一些强大的古老文明,在历史的风雨中淹没无闻了,像我们常常称道的美洲大陆的玛雅文化。但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国文化,不是可以轻易被西方文化吞没和消灭得了的。在中华文化史上,局部文明的消失曾经发生过,如六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七八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之谜,前千多年前的西夏文明,等等,但这些文化的断流并没有影响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一泄千里、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淌。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来没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个坚强的胃,能够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文化,哪怕是比本土文化先进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势力很大,但还是被充分中国化(本土化)了。历史上如此,现代也将是如此。

  要应对全球化、国际化,只实现经济现代化不行,还要有文化的现代化,但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即使凭空创造出了某种有现代特点的文化,那也是一种失去了祖根的文化,失去了独特性的文化。我们要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和提升我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现代文化,特别重要的是保持中华文化的核心——它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规范。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那他就将失去规范全民行为和节制全民行为的机制,那么,这个民族和国家就将堕入一盘散沙的境地。诚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但它的核心部分肯定是不可丢掉的。现在中央已经公布了一个全民道德纲要,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在全国宣传实施。

  在谈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对策时,王宁提出的命题是:“对峙还是对话?”以愚见,王教授的出发点和主观心愿是十分可敬的,但命题本身则未见得描述得十分准确。我们要开放,要交往,要学习和吸收一切进步的有益的东西,扬弃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乃至有害的东西,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还可充任今日的文化原则,那就意味着必须以我为主。只要民族还存在,只要国家还存在,“以我为主”的意识就会继续坚持,就要“永不放弃”保持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美国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美国的国力和科技固然强大,美国的文化强势很强大,美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他们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宗教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如果把这种警惕也看作是“对峙”的话,那倒也无妨。这种警惕的心态,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甚至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才有。但同时我们要说的,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美国的文化政策也有宽容和开放的一面,它善于吸纳一切有益的文化。这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已故台湾学者张光直教授前些年说过一句常被人们提起的话: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后来也有人对此作了修订和补充: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不管用怎样的词句表述,可以看作是人们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在全球诸多文化及其发展前景中的信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加大,中国这块市场日益被国际资本所重视和青睐,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加强,同时带来的不仅是汉语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世界性认同,而且是既有久远传统又富活力的中华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理解、学习和传播。

  文化批评和文艺批评

  批评界对文化研究的引进和张扬,尽管浅尝辄止,特别是还没有提供出以新的方法评论、剖析和深度研究文艺创作、作家艺术家,以及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或分体研究的个案范例,连对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也还大半止乎于表层的描述上,但它毕竟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拓展了眼界和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在90年代以来以及21世纪之初发展和深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在文学批评中和艺术批评中引入文化批评的方法是文化批评的一种学术交融现象。尽管各民族和政党对什么是“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绵长而深厚的传统是割不断的。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时代的复杂的文学现象,都毫无例外地蕴涵着大量的文化信息,离开这些文化信息,只对作品和文学现象做静止的形象分析或审美的与社会政治的分析评价,就必然会将其中的丰富的文化信息进行了人为的过滤,这时,读者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只能是干瘪的形象和理念而已。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或模式,就会拓展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使文学批评得到某种深化,果如此,便可引导作家艺术家全面地理解文艺作品的构成上的种种必要因素,改善自己的创作。现在我们有些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原因固多,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作者对文化的无知或对作品的文化内涵的轻视。这一偏向至今并没有受到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重视,追根究底,还是长期以来狭隘的政治功利的文艺观对文艺创作的遗毒未能消除的一种表现。因此,开展文化研究在指导艺术创作上将是有益的。

  我很欣赏王宁先生的这样一段话:“一般人总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定了型,它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因而丧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语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征。这种批评虽不无偏激,但对我们却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呢?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从事文化研究实践时,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绝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文本知识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于脱离文本实践而空谈大而无当的文化。应当承认,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游刃有余。”
他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批判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的精髓,而我们现在的介绍和发挥,其缺点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理论,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地介绍过来,推荐给读者。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值得借鉴的,也不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化理论任何观点都是应予警惕或排斥的,而是要充分重视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中的批判性遗产,而这一点是对我们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所必须的。

  中国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我看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引进了外国的某种理论、附和了外国的某种文化理论,在某次国际会议上得到某个外国学者的赞扬和首肯,并非就意味着我们与国际接轨了。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是把外国理论本土化,至少是择其善而从之,即吸取其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加以改造。而且并不是任何方面都能与国际接轨的。在这方面,世界文化史上的例子很多。民间故事是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最具国际性的课题,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1928年出版了他在芬兰学者阿尔奈编制的《故事类型索引》的基础上补订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体系几乎成为各国学者研究世界民间故事和文化移动问题的范本和案头必备书。其间,批评和质疑者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莫过于前苏联学者普罗普。原因很简单,贯穿在汤普森索引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一元发生论”,所以它不适用于一些非欧民族的文化。在我国晚清末年,这种来自西方的“欧洲中心论”也曾颇有些信徒,但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研究,业已将这种观点否定了。以“欧洲中心论”为主导思想的汤普森索引,与独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民间故事),更是南辕而北辙。我们怎样与它接轨呢?他们所创立的方法,尽管带有形式主义的特点,但还是极有参照价值的,所以它能在世界范围内延续80—90年的学术生命,但其根本的东西,却是我们难以接受更难于吸收的。我们今天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理念,重点应在以西方文化研究的参照下,将其精髓化为自己的血肉,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梳理当代中华文化的谱系,研究当代中华文化的心态,探讨蕴涵在表象之后的深层含义,而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更为艰难,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华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而且是博大宏富的。在当代,经济转型推动着中华文化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已经呈现出新的多元的现实存在形态。大众文化的出现就是一例。我们的文化研究还远没有深入到这些现实的领域中去。比如:

  ——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主要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影响下生成的,在文化学上被称为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而现在从台湾到香港到大陆都很热的“新”国学研究,也不外是在旧国学的路上以新的思想继续着整理、研究、阐发这类经典及其思想的工作。而与之对立的、蕴藏于普通下层百姓中的口传文化或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虽然同源而异流(来自中华大地上的原始文化和远古文化),在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便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二者也相互融合吸收,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如道德、礼俗面)。这种文化分裂和对立的趋势,现在还在继续着。2001年5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昆曲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世界遗产”名录之中,对中国文化界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中国文化部已经制定了八项措施,可以预期,今后将会出现一个对全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搜集、保护、抢救、研究的热潮。相对于20世纪,21世纪的文化研究的总趋向,将会是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这两种分裂和对立的文化进行整合。下层文化中,可能保留着更多更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1999年我应邀到湖北省丹江口市所属的一个叫吕家河的小村子里去考察,那个村子地处武当山的后山山坳里,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还能看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的标语口号保留在小庙的大门上。据历史学家告知,那里的居民可能是古代被历代黄帝充军到此的罪犯的后裔和明代万历年间由全国各地派去修建武当山庙宇的20万民工的后裔,由于山区地理条件的封闭,他们至今还保留下来大量古代流传于各地的民歌曲调和长篇叙事诗。这些在中原地区早就消失了五到七百年的文化传统,却在这里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也当然是当代活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小村子的文化,既印实了“礼失求诸于野”的文化规律,也向今人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民族文化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疆域。黑人文化和种族问题曾是西方文化研究者们所重视的一个领域,而在我们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复杂,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个性和交融,特点和变异,延续和断裂,等等,从来是很艰难的文化研究课题。人种起源以及不同人种和地理环境带来的文化差异和流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曾经进入我国启蒙思想家们的视野,1903年蒋智由就在梁启超于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人种考》。人种问题,民族起源和民族迁徙问题,文化传统和文化移动问题,礼俗和礼制问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刀耕火种与退耕还林还草问题,旅游开发与民族生存问题,……这诸多的问题,除了本民族的人士和专业的学者们而外,似乎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视线之中。中央提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任务后,西部问题又突出地提在研究者面前,尽管西部不等于少数民族,但在那里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因而这个问题的双重特殊性和迫切性,不是显得更其重要了吗?

  ——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的浪潮。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次人口大移动,不仅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宣布了曾经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小农式的农耕文明转型的开始。随着打工仔(妹)大军新群体的出现,打工仔(妹)文化、打工文学和打工仔作家,应运而生。城市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地位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传统的差异和现实的差异,使城市文化出现了新的景观。而这种文化新景观的养成,以及这种现象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未来影响等,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做系统的研究。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黄伟宗及其研究生率先召开了“打工文学座谈会”,对打工文学开展了研究和探讨,不仅讨论了一般作者的作品,也触及了一些如张欣这样的“白领”打工者的创作现象。
去年,深圳文化部门邀请北京等地的评论家参加,又召开了一次内容更加广泛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并出版了专著和作品文集。就笔者看到的材料,评论家们的眼光,似乎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文学分析上,而缺乏文化学的视角的介入。打工文学的出现,与打工仔现象,不仅在文化发展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在传统的文学观念所重视的作品的题材、构思、思想、艺术等等以外,所提供的传统下层文化、地缘文化、文化移动以及群体归属心理等文化内涵,也许更为文化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们所瞩目。与此有关的特区文化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不同地区作者的参与,特别是比较研究的介入,使特区文化的研究,在我们面前掀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但我们看到,特区文化的研究中,移民文化的时代特点和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念及其变迁,固然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但多少有些轻视了或忽视了传统文化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的交融和碰撞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变异。所以出现这样的不足,盖源于研究者的立场的不同,较多地着眼于政治研究的层面,而较少地关注文化研究的层面。特区文化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同文化的交汇之所,某个特区,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可能成为中国固有的多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汇合点,杂交中是否存在优势、或出现优势文化和新种文化,政治对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外来文化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等等,其研究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定位自己独特的立场和视角,然后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方法的研究往往难于取得预期的效果。

  ——女性研究和女性文学的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也是一个取得了一定成绩的领域。笔者涉猎较少,不敢置啄。只列出题目,聊以备录。

  文化研究,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2002年5月13日写完

  (发表于湖南文联主办《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长沙;收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

  
李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清华大学人文日新网》,转自《世纪中国》2001年6月18日。

  
《2000年美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要》,《国外理论动态》,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2000年

  
马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报·文学周刊》2001年11月20日。

   张平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东南学术》2000年第6期。

  
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采自《清华大学人文日新网》,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06月18日。

   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关照》。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又见《世纪中国》网2000年8月21日。

  
王宁《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2年5月8日

  
李红雨整理《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现象——关于打工文学的对话》,《南方日报》199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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