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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长芦盐务档案研讨与应用价值举要,明朝李又玠与早期的盐政

四月 15th, 2019  |  www.463.com永利皇宫

内容摘要:

清朝李卫与前期的盐政

祁藻(1793-1866),寿阳县平舒人。21岁中进士,在清朝居官五十余年,曾任户、兵、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当过、、同治的老师,世称“三代帝师”,也是晋人在清廷中居官最大最久者。

说起中国近代的民族企业家,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卢作孚。前两个人大家都熟悉,后两个人大家未必熟悉,今天我们来唠唠民国化工实业家范旭东的故事。

关键词:

李卫管理盐政是从康熙58年上任云南驿盐道开始的;雍正3年,李卫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务”,他在盐政上的作为,在当时即有口碑。《李卫与清代前期的盐政》对李卫在清前期盐政中所做的努力做些介绍和分析,读后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清初名臣,以及清初对盐务的管理。

他一生忠清亮直,为政清廉,举贤荐能,刚直不阿,政绩卓著,有“半副銮驾”之誉。他的施政主张,多被皇帝采纳,对朝政颇有影响,皇帝称他为“贤臣”,民众称他为“清官”,历史官员中能二者兼得者,实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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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于封建时代人治的重要性,康熙皇帝曾一言以蔽之,“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之道全在得人。”(注:《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八十三,康熙十八年辛卯。)也正因为如此,讲求清官政治是其统治时期的突出特点。需要指出的是,为官者的能力和作风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有关系,这一点,古今皆同。在清代名臣李卫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时代一个好官的种种优良品质,被雍正皇帝誉为“督抚楷模”。他在督抚任上安民弭盗等诸项政绩,在清代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已记载颇详,笔者仅就李卫事迹中不为人所详,但又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在清前期盐政中所做的努力做些介绍,以期拾遗补阙,使人们更加全面了解李卫,并从盐政的角度再一次印证官员素质和政务好坏的关系。

为官多年清洁自廉

一、初出茅庐

中原长芦盐务档案研讨与应用价值举要,明朝李又玠与早期的盐政。长芦,是对今河北省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及天津沿海狭长地带的泛称;长芦盐务,系指长芦盐务机构及所辖各个盐场,在盐业生产、运输、销售、税收、缉私、出口等各方面活动的总称。现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的中国长芦盐务档案,共有33713卷,其中英文档案1828卷,日文档案964卷,排架长度约710米。档案起止时间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1949年,跨度长达整整两个世纪,它不仅是研究近代中国盐业史不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而且由于档案的内容涵盖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对于了解中国二百年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演进状态,也具有极高的价值。2003年,这批档案以其系统性、完整性、稀有性和时间久远等优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对于中国长芦盐务机构的设置、变迁及其特殊地位、长芦盐务经营模式对近现代中国企业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我们将专文予以论述。这里,谨值《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出版之机,择民国时期这批档案的一部,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法律、文化七个方面,做如下举要梳理,以便读者对长芦盐务档案的了解与研究之用。  一、在研究民国政治状况方面  中国历代朝政把持盐,盖因盐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政局稳定。《长芦盐法志》,详细记载了自顺治帝至宣统帝给长芦下的诏谕九十三条,其中仅乾隆帝就有十一次。长芦盐务档案大量形成于清中叶至民国这样一个闭关与开放、革新与守旧、复辟与反复辟的社会大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自然反映到盐务上来。诚如梁启超于1912年曾撰文指出的那样:“内政也,外交也,国计也,民生也,
殆无不与盐有密切关系。”  翻检中国长芦盐务档案,涉及到的民国政坛风云人物颇多,不仅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陆徵祥、周学熙、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殷汝耕、高凌尉、周佛海、陈公博等,都一一在目。民国初年,由长芦盐运使升任为政府要员的达十数人,如:周学熙(北洋财政总长)、凌福彭(天津知府、直隶布政使)、张镇芳(袁世凯表弟、直隶总督)、汪士元(直隶财政厅长)、言敦源(内务部次长)、张狐(北洋政府盐务署长、稽查总办)、陶家瑶(江西省长)、张廷谔(天津市长)、荆有岩(张学良参谋长、华北财政特派员)等。  民国二年,袁世凯为登上总统宝座,策动各省督军收买威逼国会议员,炮制“总统选举法”,终于出笼了“组织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临时大总统袁公当选为大总统通告”这在长芦盐务档案中有着翔实的记录。袁世凯为复帝制,与五国银团订立“善后大借款”、导演“国民代表拥戴”及处理宋教仁被刺杀事件的文稿、电报,都相当完整地保存于这一时期的档案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前,曾与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十三次,其主要成果之一,是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中保存的《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即“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这个大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孙中山谋划建国方略的架构。  民国时期曾经轰动一时的“蒋介石绑票案”,其原始的档案文件,也保存在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中。1928年10月19日,天津市公安局奉南京蒋介石密电,将长芦纲商纲总郭春麟、李宝诗、王益宝、杨承昭、李玉麒等五人逮捕。从“五纲总被捕案”档案中可清楚看出,该案缘起,是纲商李廷玉以“积弊太深,妨碍民食”为由,想借蒋介石之力独占盐利丰厚的津武口岸。  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开始进入长城以南地区,民族危难空前,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于是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常委连夜召开会议,“主战派”随即做出“张学良叛国处置办法”,称:“张学良十二日通电叛国,殊堪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劫持统帅,妄作主张,形同匪寇,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此类档案文件,对了解“西安事变”全貌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1935年11月25日,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驻屯军唆使下,于通县宣布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档案中保存的由殷汝耕签署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公函”
称:“本会于二十五日成立,脱离党治,业经通电在案。嗣后贵署征收本区二十二县之盐税应请暂为保存,停止向南京政府报解,俟定妥办法再当函知。设文到后仍旧解送南京,则将来一切责任应由贵署完全担负。”这是殷汝耕伪政权建立后即控制冀东二十二县的铁证。此外,长芦盐务档案中,还存有“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形成的大批文件,如:冀察政务委员会给永七引岸的指令、临时政府发布的各种例令、临时政府委员高凌尉兼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等,
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伪政权建立与沿革都极为有用。  二、在研究民国军事状况方面  盐,在军事上的作用,一是作为制造军火的重要材料,使得产盐区域成为兵家必争;二是盐利丰厚,攫取以作军资;三是以盐做为封锁的军事手段来使用。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火连连,长盐特别是盐税,为各方军事力量争夺的焦点。  1919年10月2日,时任直隶督军的曹锟,给长芦盐运使丁乃杨去电称:“
执事莅任卤务已将一载,中央财政奇窘,所有本军饷项已数月未发,迭电告急,无论如何为难,务于中秋节前筹措办解,用济眉急。”袁世凯死后,积怨已久的直、皖两系北洋军阀大战于京、津一带,战至尾声,双方后续军备殆尽,时任直隶省长的曹锐(曹锟弟),再向长芦盐运使公署借款二百万元,长芦盐运使不敢做主,即发电请示北京盐务署,称:“署密,顷准曹省长面商,以现值军事倥偬,饷需紧急,于盐款项下借拨二百万元以资接济等语,伏乞钧署力商总所迅予拨济,不胜急切待命之至。”1924年1月,段祺瑞任命在直奉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景林为直隶督军,后又特任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1925年12月2日,李景林为筹措军费,“令长芦盐运使张同礼:所有军队调防,饷糈开拔各费在需款,开支浩繁,严令将公款项下提解现洋拾万元以济军需,限文到日即行如数报解,勿稍延缓,倘或有意违延,贻误戎机,定唯该运使是问,凛遵毋违。”这一道道措辞严厉的电文,
充分说明了北洋军阀对长芦盐务的依赖与控制程度之甚。研究北洋军阀的兴衰,
无不与长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直隶督办褚玉璞向长芦盐务稽核分所提出,扣留部分芦盐税作军费之用。日、英、法三个债权国得悉,即由日本驻华公使牵头,出面干预,最终扼杀了褚玉璞扣留长芦盐税的企图。后褚玉璞又以直隶省长名义令长芦盐运使任师尚,因“前方军队需用大批饷项,
……令仰该运使查照协同财政厅妥商筹借。切速此令。”后直鲁残军溃散于长芦一带,“肆行抢夺盐坨,强取汉沽盐斤”,以作垂死挣扎,时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关于肃清关内直鲁残军军事报告》中,
要求中央政府干预地方控盐以断其生路,
而当时的河北省政府迫于军阀势力,竟“函津东各县人民价领直鲁残军强派盐斤不得按照私盐处罚”。  1930年4月3日,
中原大战在即,
阎锡山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以长芦盐税为抵押,与山西省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兹因蒋中正失职,本总司令迭受各将领各团体之推举,会师讨伐,以奠国本。惟需款浩繁,本总司令未就职以前业由省行陆续浮借银元五百六十四万五千五百元,兹与省行正式订立借款合同,……指定长芦盐正税除拨补平津卫戍经费外,尽先偿还”。接着,阎锡山就密电财政部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
向长芦盐运使公署发公函:“……按月照交北平山西省银行并转知长芦盐运使知照……”在这一时期,
混战于中国北方的各方军事力量,
还采取对长芦加征“军事特捐”、“军事附捐”等办法,敛取盐税以用作军费。如鹿钟麟以中华民国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关于由津运盐赴豫一事倾经阎总司令规定陆运每包加收军事捐六元”、中华民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军事附捐等文件,都属于这一类型。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于1937年8月,建立了后方勤务部,1946年2月改组为后方勤务总司令部,1946年5月,又对军事机构进行改组成立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中保存了多卷国民党“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和“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兵站、补给司令部等关于军盐供应的档案文件,还保存长芦与其它军事机关往来的档案文件多种,如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平津卫戍司令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十九师(吉鸿昌)、蒙古军司令部、河北先遣军第四支队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天津警备司令部、东北保安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北平宪兵第十九团、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察省蒙边剿匪第一路司令部、美国海军司令部等,这对全面了解抗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军事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严密的“食盐封锁”。“关于对中央苏区进行食盐封锁的电报”,记录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专门对福建同安、莆田等地下令严禁食盐运往苏区的史实。至于华北沦陷,日军占领长芦,疯狂掠夺芦盐的情形,长芦盐务档案亦记叙的相当清楚。仅在民国三十三年六月的一份文件中,就记载了日军天津甲第1820部队一次掠走“军盐”11500吨。  三、在研究民国经济状况方面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最重要支撑。长芦盐务档案的颇多记载,直接反映了长芦盐税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举足轻重和特有的“小金库”作用。如,在清代,除以长芦盐税收入供军政费用外,还规定,每年由长芦盐课项下报解内廷银一万两,
作为补助内务府经常开支费用。甚至还规定了,皇帝制作官服及皇室丧葬一切花费,也均由长芦盐课下开支。据笔者统计,民国初,全国盐税的预算,占全国税收的24%,而长芦盐税,竟占全国盐税实收额的60%之多。此种有关内容,对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财政经济运行状况具有其它资料不能替代意义。限篇幅举三例为说明:  1、从长芦盐税税目及税率的变化,
可看出中央对盐业的盘剥与时俱重。“盐税”,作为一个正式的名称,始于宣统三年(1911年),由清政府总理全国盐务的机构“督办盐政处”
归并各项税目,才统称“盐税”。“征收灶课办法”、“征收灶课困难情形拟订整顿办法”以及各种年度、月份“灶课清册”、“灶课簿”等文件,反映了这一时期盐税征收的特征。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盐税条例》,进一步规定正税包括正场税、销岸税两种,除此以外,将中央附加税明确为:中央附加、外债税、整理费、地方征产捐、销地捐、销地整理费六种;规定河工捐、产地捐、加征产捐、销地捐、军事特捐、缉私捐等为地方附加税。可见,在民国初年随国家对盐税的依赖进一步加重,税赋也比清代更重。到1937年,芦盐正税增至8目,计有中央正税、外债附加税、销税、永定河工捐、征产捐、军事特捐、缉私捐、临时整理费。至于长芦盐税的税率,其变化是这样的:1913年,长芦盐税税金按银元计算,除永平七县定为每担1.50元外,其余各岸概定2元;1921年8月增至3元;1925年,每担正税也增至3元。除外还规定,河北省于每担盐中可附捐永定河工捐5角,销地捐1元,销地附捐1元,军事附捐1元。从1946年到1948年8月,
民国政府对芦盐税率又做了6次调整,规定每担税率为金圆券8元,另加征盐场建设费0.2元,税本保障费2%,即0.16元,华北自卫捐8元,合计担盐16.36元。此一状况,
彰揭了国民政府晚期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形。  2、从盐务机构与各金融机构的往来,可看出国家经济政策的多变与混凌长芦盐区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国内外各类实力财政金融机构均有业务往来。在清代,其与往来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北洋保商银行、信成银行等;在民国初年,其与来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金城银行、边业银行等;在民国抗战这一特殊时期,
其与往来的财政金融机构甚多,主要有:中央银行、河北省财政特派员公署、国民政府财政部驻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及日本的正金银行、朝鲜的朝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等。除此外,一些金融机构还在长芦设立了办事机构,如中国银行就在长芦设立了“收税处”。与这些金融机构往来产生的档案文件,远远超出了其业务经营范畴,涉及了当时的币制改革、外币汇兑等重要金融政策的调整。如“财政部关于修正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条文、银元兑换券辅币条例”、“小额纸币及辅助硬币之整理办法”、“美金公债检发条例”、“金融公债条例”、“中央银行函复本行美金汇率”、“
奉令关于禁止美金、英镑、港币等敌性通货买卖汇兑及携持一案饬行有关机关遵照”等。  3、从长芦盐务档案保存的稀有文件,可窥见时民族工业和官僚资本的萌动形成。“实业救国”思潮,发端在洋务运动,民国建立前后,兴办民族工业始盛萌动。长芦盐务机构重重,既负责对各级“盐官”及各个盐场的管理,又负责对盐的经营,其形成的档案,既保存了它活动的各种各类文件,又保存了与其关联众多的工商业史料。如民国实业家范旭东以及他所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大量档案文件,都完整保存于其中。范旭东(1883-1945),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湖南湘阴县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堪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毛泽东曾说,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由他创办的两公司,分别于1914年和1917年创立于长芦的塘沽。1926年,永利碱厂“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新中国成立后,两公司在公私合营中改为国营。有关两公司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形成的档案文件均极为珍稀,全部存于长芦盐务档案中,时间跨度,自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四十八年,达三十年间之久。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官僚政客为谋暴利,纷纷投向盐务经营,
盐务档案保存了潘复(民国末任总理)、吴毓麟(北洋交通总长)、张英华(北洋财政总长)、张学良以及曹锟家族插手、经营的德兴公司、蓟裕公司的大量文件,对了解民国时期官僚垄断资本的形成过程,
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四、在研究民国外交状况方面  弱国无外交。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外国势力加强对国内政治的控制,盐,成为袁氏取悦外国并与列强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1913年4月,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史称“善后大借款”)就是以盐税为主作押的。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特别条件是:今后未经银行团允许,不得向他国借债,并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中国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员;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办、会办会同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从此,中国盐政与海关,一并沦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中。长芦盐务档案中的1828卷英文档案,大多就形成于“善后大借款”后的长芦稽核分所时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6日,中国政府公布《局外中立条规》二十四条,规定“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击敌人”等,由于长芦此时正处“稽核分所时代”,驻有各国洋员,故8月15日,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巡按使朱家宝特移文长芦盐运使,特补充,“各洋员无论为交战国人与非交战国人均转饬一体遵守”。从档案中可以清晰看出,中国政府虽欲在欧战中保持中立,但由于德国坚持“潜艇攻击政策”,段祺瑞于民国1917年3月14日被迫宣布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有关与德国断交的移文、电报、训令,与德断交后指定天津为警备地域并派充天津警备司令官杨以德用戒严法行使职权的咨文,以及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梁启超关于对德、奥宣战后应遵海牙和平条约的令、解除德、奥敌侨办法等一系列全套档案,均完整地保存于长芦盐务档案中。  陆征祥,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外交总长。陆氏一生所干两件大事,均可视为民国初年外交状况的缩影。一是1915年他代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是1919年他带中国代表团赴欧出席“巴黎和会”时为争国家权益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长芦盐务档案中,
将陆氏根据在欧洲见闻所写的“谨陈管见”保存的十分完整,此件详叙了陆氏“到欧之后,随时留意观察,人民则减衣缩食,撤乐止宴,烟纳重捐,酒受历禁”
等,据此,陆氏提出了“
爱国心”的重要性,“征祥独以为可忧者在于爱国心而不在于乏财用也”,并且指出“今日欲整顿财政,宜自节省靡费始”。由于陆征祥此呈“深有见地”,故被大总统袁世凯“饬即京外各衙门一体查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讨论“关税自主,裁撤厘金”等,由于在中国问题上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到1927年1月,中国政府没有再等关税会议复开,开征了二五附加税,这一举措,被时媒体称为“外交上的一道光亮”。长芦盐务档案中,保存有开征二五附加税和建立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件多件,如“大总统令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缔结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第三条规定,在裁撤厘金以前,对于应纳关税之进口货物得征收附加税,应一律按值百抽二五,奢侈品得按值百抽五。海陆边界同时施行,自应依据条约精神完将前项进口附加税,自民国十六年二月一日起分别征收……”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并成立了外交部,1937年,改为“外务局”,1942年,又复称“外交部”。有关伪满洲国在南京开设“驻剳中华民国满洲帝国大使馆”、在天津开设“驻在天津满洲帝国总领事馆”、在济南开设“驻在济南满洲国领事馆”(并附领事名单)等档案文件,均为了解伪满洲国成立与解体提供了直接的据证。此外,还保存有驻津各国领事馆等外交机构,与长芦往来的档案文件及其它“涉外”档案文件多种多类,如民国十六年“驻津美国总领事函以美商白兰洋行拟运美国制造食盐来津”(中英文);日本驻津总领事与意大利驻津总领事关于稽核分所房屋问题的往来文件;德国驻津总领事与长芦盐务局关于泰隆洋行往来文件;驻津英国总领事与长芦盐务局关于购运硫酸往来文件;长芦盐务管理局关于日本大使馆来函调查华北盐务情形做有关准备给丰、芦两场的函、“外交部电开日本国皇薨逝应先下半旗二十七天等事卷”等。  五、在研究民国立法状况方面  长芦盐务档案,涉及盐政及各行业的法规性文件近千种。从中可以看出,史泛称的民国立法,大体可分为宪法、法律和命令三层;法律的名称分为法、律、条例、通则四种。其中,法为一般规定,条例为特别规定,律为战时之用,通则为规范组织之使,
命令为行政机关发布之具体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加强食盐生产的管理,在立法上,除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制盐特许条例》、《制盐特许条例施行细则》外,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检查食盐章程》、《精盐通则》、《盐场管理通则》等一系列法令法规。这些法令法规对食盐的制造、收储、运销和质检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在盐务缉私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除沿用北洋政府的《私盐治罪法》、《缉私条例》外,先后颁布了《海关缉私充赏办法》、《财政部盐务署缉私视察员简章》等,主要从加强缉私机关队伍的建设和查缉私盐两个方面,来规范和加强缉私事务。在任用人员方面,还制定有《财政部盐务署直辖机关所属局长任用暂行章程》、《场长任用暂行章程》、《财政部盐务署直辖机关长官造送月报逾限处分章程》等。  中国有正式的盐法,当是1936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盐法》,此前,只有税制而无盐法。这也是中国长芦盐务档案提供的直接证明。该《盐法》共7章39条,计有总则、场产、仓坨、场价、征税、盐务机关、附则等。《盐法》规定,盐务的大政方针是:“
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并在“附则”中特别规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所有基于引商、包商、官运官销及其他类似制度之一切法令一律废止”。这部《盐法》的公布具有重大影响,被称为“《约法》外第一事”。但由于当时社会各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与博弈,
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民国,对《盐法》最终没能施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41年5月26日,
在重庆公布了《盐专卖暂行条例》,10月5日,又由财政部公布了《盐专卖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进一步规定:盐之专卖权属于国民政府,具体专卖事业由财政部盐务总局办理,全部收益归国库;凡未经政府许可,盐不得由国外输入或向国外输出,也不得由重庆国民政府统治  区域以外的国内其他区域输入或对之输出.事实上,这个条例与细则,使盐重归政府垄断,但须指出,此一举措,对于保证后方民食、前方军用、充裕战时财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长芦盐契,是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给今人提供的别具一格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观这种契约,既保持了传统契约的特点,又具有现代合同的成分。主要体现为,合同的文本更为规范,对契约双方的责权利及担保各方的要求等,规定的更为严密与对等。如民国三十二年滩主张绍华与李树林所立滩契,订立契约双方、中人、代笔人不仅均使用了印章,
而非用旧式手印为凭,而且还进行了挂验、备核并使用了印花税票等。与大量盐契相伴,民国初年的许多房契、地契、白契、红契、卖契、当契、典契、文契、借契、租契以及甘结、票、照、证、保证书,也都颇具这些时代的特征,为研究民国时期民间的契约往来,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六、在研究民国社会状况方面  包罗万象的长芦盐务档案,又将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如宗教信仰、民俗礼仪、慈善赈济、盐业黑幕、人丁户籍等,做了缤纷的反映,称其为了解和研究民国社会问题的“百科全书”也并不过分。如,袁世凯,自己虽然是一个被当时和后代均所指垢的人物,然其在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却极力鼓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道之大经”,并于民国元年,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发布了“申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挽回薄俗”。再如,蒋介石,虽大力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民众做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但从长芦盐档所保存的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文件看,其中的颇多“倡导”,实多中国传统礼俗之类,新意乏陈且不具有可操作性,
其不了了之也成必然。  长芦盐务档案,记载有“九•一八事变”
东北沦陷后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 法会”, 祈祷“
解救国难”的内容,读后令人啼笑皆非不说,实反映了这一社会阶层对抗战绝望空虚的心境。如1934年4月,戴季陶、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于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
时轮金刚法会”,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 非仗佛力之加被,
未由消此浩劫”。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保存了有关此次“法会”形成的《时轮金刚法会缘起》、“为启建时轮金刚法会请输财助力由”、“时轮金刚法会改期通告”、“《班禅国师开示録》”等多种。  烟毒,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1935年4月1日,蒋介石以委员长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宣布“三年禁毒,六年禁烟”,同时公布《禁烟实施办法》与《禁毒实施办法》。这些办法包括日后形成的“国府依全国禁烟会议议决制定调验公务员简则”、“公务员限期戒烟办法”、“禁烟联合会历行禁烟简章”、“长芦盐务管理局奉发修正及制定禁烟禁毒办法”等,今均一件不少地保存在长芦盐务档案中。看一部民国史,岂止禁烟禁毒不能有效,其它社会丑陋现象比清末无减有增,但做为执政者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应予肯定。另外,关于“奉令先总理灵柩奉安于首都之期属时举行隆重典礼”件、李宗仁“认购蒋百里先生文选”件、张学良“准德兴公司包办长芦盐运署洪运使知照”手谕件等,对了解当时的社会俗情均有重要参考作用。  七、在研究民国文化状况方面  文字,可说是人类最初文明的标志与载体;用语,反映了文化的传承与进通。辛亥革命起,清廷被推翻,随之而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简化汉字、推行横写、规范用语等,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文化先驱改革中国旧文化的重大贡献。长芦盐务档案多卷种,直接形成于这一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浪潮中,其案卷形制及卷内文稿的格式及书写等,可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文言、半文言、白话杂陈;中文、英文、日文同卷,显示出了民国时期文化独有的新旧冲突。盐业,既不同于农,又不同于工。经过长期历史打磨,到清至民国,关于盐的独特行业谓称,就是一种“文化”的反映。如:盐的“产、运、销”,叫“灶、官、商”;储盐仓库叫“盐坨”;盐的转输叫“集运”;盐的检查叫“掣验”;盐的度量单位叫“引”,(每“引”400斤);盐商买卖的合法票据,叫“盐引”;盐商的销售区域范围,叫“引岸”;完税后的食盐叫“纲盐”;运销纲盐的盐商叫“纲商”,盐商中,在盐场立垣向灶户收盐者谓之“垣商”;向销区行盐者谓之“运商”;占岸者曰“业商”;租引者曰“租商”;代租商办运者曰“代商”等。这些盐业的行业用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废止不用。如不加以研释,今读者看那些档案如雾水一头。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将服饰包括在内,每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民国元年十月三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全国公布了民国《服制》,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和常服二种,大礼服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常服二种,分西式和袍褂式,色用黑,料用国产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一款,上用长与膝长的对襟长衫,下用长裙,衫裙均加縤饰。民国《服制》还对礼帽、礼靴做了具体规定,档案中保存的民国服制图式和李思浩、冯国璋、杨寿栅等关于“服制”的令、训令等,对今读者了解“易服”的不易,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佐证。民国元年,袁世凯还公布了民国《礼制》,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庆典、祀典、婚礼、丧礼、聘问,用脱帽三鞠躬礼;公宴、公礼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女子礼,寻常相见,用一鞠躬礼。”《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自此,跪拜、请安等礼,为脱帽、鞠躬等所替代。确定“国歌”并奏国歌,也始于民初,为此,民国八年,北洋政府制定了《国乐敬礼规则》,规定:“1、凡遇国家庆典国乐发声无论何人即需肃立静听,乐毕始可语言行动;2、国乐不准同日同地奏乐两次;3、国乐须由始至终一气奏毕,不得中止;4、国乐发声无论何人均应脱帽肃立;5、将奏国乐时,设有因急务行动而未能即行肃立者、掌乐令者应暂缓奏乐”。应当说,
于民国初年出台的这一系列文件,反映了近代中国礼仪文化的进步。  最后,特别要一提的是,在长芦与内外各方的文书信件往来中,贴印的许多邮币、证章,以及浩繁的票照、回执等,其本身已成为“不是档案的档案”,其文化价值,甚至比一些档案更重。如,清蟠龙邮票,是1896年3月20日大清邮局脱离海关由皇帝御批正式发行的中国首套邮票,它在国内外拍卖市场早已价值难估。其它,如“帆船票”、“孙中山头像”邮票,与各国通邮的邮票,件件都可说是极具收藏与观赏性。实寄封,是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中收藏价值最高的邮品,如面值一分2枚蟠龙邮票的“宣统二年永平正堂府寄临榆”实寄封、面值2分4枚加盖宋体“中华民国”蟠龙邮票的“长芦盐运司寄给东旧官运分局”的实寄封等,对研究中国邮政史和邮票史有重大帮助。长芦盐务档案中的大量印花税票,包括冀东印花税票、满洲印花税票;长芦盐务档案中的纸币样本票,包括民国十五年直隶省银行发行的面值一角、贰角本票、民国二十三年河北省银行发行的面额五角、一元样本票、民国十九年陆海空军总司令阎锡山批准发行的面额一角、一元、五元战时通用票等等,
都堪称是世人难得一见的、折映了浓浓民国特色文化的弥足珍贵之品。  承蒙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先生启合编之热意,更著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励勉之盛力,赖河北省档案局(馆)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各位同仁、专家携手磋研,本书历经三载,终与读者见面,慰藉草书是为序。张继卫同志为该文的成稿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也一并提及。

祁藻为官时,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国难重重,民不聊生。不少官吏趁机大肆贪婪,人民苦不堪言。而祁藻却仍能做到清洁自廉,出淤泥而不染。他在朝辅政五十余年,将“清、慎、勤”三字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骨铭心,一生践行。

范旭东,湖南湘阴人,生于1883年,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机构供养度日。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职。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收获颇丰。

来源:《档案天地》2009年12期

清代的社会经济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传统经济的延续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交错,地区性的经济文化差异,民族利益的冲突及其调和等等,使得政府面对着挑战。因此,有清一代的统治集团,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其人品之优劣,能力之高下,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参与盐政管理的官员也是如此。既有陶澍那样造福人民,为人所称道的,也有高恒那样以权谋私,遭到惩办的,更多的是墨守成规,不见其功,亦不见其过。于是,各地区各时期的盐政状况也不相同。

祁藻一生节俭,所得俸禄,不是接济亲戚,就是为友人刻书。咸丰年间,因为资助友人刻书较多,造成家用开支拮据,他就将原来租用的公房转租给别人,
这样就节省了开支。他到紫禁城值班,原本是坐轿的,只因轿夫工钱太高,便改为骑马。他有一名学生叫牛树梅,当听到老师在京师生活困难时,即写信慰问老师说
“十年宰相,其穷至此,可为将来史册佳话也”。

1914年冬,范旭东冒着严寒,迎着烈风来到塘沽。只见这里盛产海盐,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极佳的化学工业宝地,可惜一派荒凉。唯有一码码土盐坨,静悄悄地堆积在海滩,等待出销。极目大海,老范无限感慨,海洋里宝藏无数,中国人还只知取盐,即便如此,盐的生产也是靠自然蒸发,氯化钠含量不足50%,对人体十分有害,但大家还得食用。发达国家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连喂牲畜都不允许。老范痛心疾首,暗下决心,他要振兴中国的化工业。

责任编辑:任一奇      

总的来说,有清一代盐政的核心思想就是裕课、恤商、利民、杜私。

原祁藻研究会副会长刘长海认为最能体现廉洁的是,祁藻作为一名大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把故居修建成一座豪华的相府,是符合封建官吏仕途得
志、光宗耀祖的一贯做法的。但是祁藻并没有这样做,以至于咸丰十年,告病回老家寿阳平舒,却因家中房屋破烂,无法容身,只好到方山寺院暂住。有诗曰:息
翁当日起平舒,世代清门重读书。伟烈丰功满天下,相府惟留一草庐。“回顾历史,能做到如此节约的官吏,有几个人呢?这种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对我们现在的
人来说是颇有启迪的。”刘长海感叹道。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条件恶劣,范旭东借得一间渔民土屋,摆满瓶瓶罐罐开干。几经摸索,反复试验,氯化钠含量一步一步提高,终于达到90%以上,精盐试制成功。

裕课,就是尽量使国家征收到更多的盐税。盐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封建财政的利薮。在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的四大项(地丁钱粮、盐课、关税、杂赋)中,盐课排在第二位(注: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在清代前期特定的财政收入体系下,它的重要性越发显著。首先,清初为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实行了废除明末三饷等措施,这以后也始终不肯背负增加人民税赋的名声;其次,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所推行的摊丁入地政策,使得占第一位的地丁钱粮额度基本固定;再次,由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水平,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关税和杂赋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少。只有盐课的弹性稍强,经常被用来济国用之困。所以,有些人甚至明确指出:“裕国丰财,莫如盐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三年十月张镐折。)

祁藻一生担任过很多次乡试考官和阅卷大臣,他的门生故吏遍天下,送礼的人很多。但他却不受贿赂,不结党派,不同流合污。刘长海表示,正是因为这一
点使得道光帝很信任祁藻。因此他才得以在当时许多重大问题上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提出的很多主张都被皇帝所采纳,政绩卓著,办过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情。

老范心花怒放,立马赶回北京,为筹办精盐工业奔忙。经多方征集,募得106位股东,包括冯玉祥、蔡锷、黎元洪等众多大佬,资金5万元,于1915年6月成立久大精盐公司。在塘沽购地16亩,半年竣工投产,商标“海王牌”。

恤商,就是减轻商人的负担。清代前期的盐课,分为场课、引课、杂课、税课、包课(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五。),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商人交纳的。商人包括场商和运商,场商负责收盐,运商负责销盐。由于清代前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的政策,商人销盐的状况直接影响国家的收入。但是,加在商人身上的课赋是非常沉重的,运商要交纳引课以取得行盐资格,除要支付盐价、运输费用、盐务管理机构的常规费用外,还要承担和盐务无关的所谓“浮费”(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寅:“盐关衙门旧例有寿礼、灯节、代笔、后司家人等浮费八万六千一百两。”)。因此,清代的盐商经常成为“疲商”,政府为了让他们完成盐课,还必须注意不能使他们的负担超过限度,这就是“恤”商了。

主张禁烟抵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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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就是使人民无“食淡之虞”。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一日告匮则蹙蹙不可聊赖者,粟米而外,无过于盐。”(注:《清盐法志》序卷5。)一旦缺乏,民间骚动将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因此,盐的供应量和盐价是清代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之一。

祁藻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遭遇了西方列强用鸦片和船舰猛烈冲击的时代,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

二、血雨腥风

缉私,就是采取行动减少或杜绝私盐的存在。有清一代的私盐,“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区域之广,为害之烈,第积历代盐弊渊薮。”(注:鲁子健《清代食盐官卖制度》,《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私盐泛滥之地,有片引不销的情况,严重影响国课,因此,历朝皇帝都经常发布裕课必先缉私的谕旨。但是,由于盐法的种种痼疾和其它一些具体原因,缉私是非常困难的,能否将私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盐政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道光十八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一份《严塞堵漏以陪国本疏》,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禁烟,限期让吸食鸦片者戒除,过期不戒,就处以死刑。于是道光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烟运动。

久大生产出精盐,立即遇到一场空前殊死的搏斗。当地盐商盐霸联手率先发难,为啥?原盐向来捏在这拨人手心里,资源垄断,灶户们不得不求于他们,任他们宰割,现在灶户纷纷与久大公司签订供盐合同,找了个靠山,他们能不恼火?于是盐商盐霸纠合一切势力威逼灶户不准卖原盐给久大,芦纲公所总纲李赘臣与盐运使张调宸密谋将他们控制的42家灶户,转给河南境芦纲襄八公所,妄图断绝久大盐源,欲置久大于死地。

李卫管理盐政是从上任云南驿盐道开始的。康熙五十八年李卫还任户部郎中时,尚未即位的雍正皇帝就知道他为人刚正不阿,不同凡俗,令“世宗心重之”(注: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九。),刚一登极便有特简之恩,授云南驿盐道(注:《碑传集》记载:“世宗心重之,登极,授云南驿盐道。”陈康祺《郎潜记闻三笔》中记载:“考敏达以康熙未年授云南驿盐道。”如果后者指的是当时雍正虽已登极而尚未改元的话,与前者并不矛盾。)。

此时祁藻正在江苏学政任上,他积极支持禁烟运动,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同时,他还写了宣传禁烟的《新乐府》诗三章,刊布江苏各处教导民众,劝诫百姓要珍爱生命,远离鸦片。

范旭东则与盐霸针锋相对,他们一面向灶户反复宣传,明之以理,一面合理商定价格,充分照顾灶户的利益。许多灶户不顾盐商盐霸威逼利诱,仍与久大公司签订合同,保证了精盐的正常生产。其次久大生产的精盐也直接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搜夺,特别是靠经营进口食盐的洋商,这些人依仗洋人身份与官僚勾结起来,制造种种事端,刁难久大,妄图把久大压垮。盐务稽核所不时以检查为名,横加指责,啥招数都想得出,比如盐仓招牌名字写大了,有碍观瞻,勒令挖去改小。

李卫接手的云南盐政是一个烂摊子。当时,云南盐政弊端重重,刑科给事中赵殿最曾说:“天下盐政之弊,未有胜于云南者也。”(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赵殿最折。)其中最具危害性的有两条,一是官卖之弊,二是私盐之弊。所谓官卖之弊,源自当时云南盐的运销体制。“云南盐政,旧系商人行销,因堕误课银,方归府厅州县及总兵借名贩鬻,并盐道就省卖销。”(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元年六月十九日李卫折。)也就是说,李卫出任驿盐道时,云南井盐为官运官销,但是,实施这项工作的政府官员,有的多煎私盐,私卖获利,“朝廷之官盐未销而督抚之加销必行,朝廷之盐课未纳而督抚之私款先入。”有的指使家人、衙役经手运销,而这些人仗势小秤称盐,大戥收银,鱼肉百姓。总之,国家的盐课既难保证,百姓吃盐又成问题。至于私盐之弊,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卖之弊造成的,官盐价既高,百姓则难免食私。且云南的盐井多在深山里,周围数里之内的居民都可以通过刨挖土坑得水煎盐,没有城垣拦阻,负责巡稽的是当地士兵,往往“任其盗卖”,甚至每年都有聚众谋抢官盐之事发生。在近井之地,官盐不销,官员为了考成,就将盐分摊给食盐烟户,民生十岁,即算一口,官府及爪牙按口散盐,计卯比课。盐价成为变相的课赋,贻害百姓,情况十分严重。

在刘长海看来,在禁烟运动中,祁藻确实是有过贡献的。“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中,祁藻是处于领导层的一个人物,是可以参与决策的,他向朝廷提出的
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关于禁烟之事,他曾经在一年之内向道光帝上了18次奏折,由于他当时任学政,主管学校的学生,因此也就学生吸食鸦片专门上过奏折,并
提出处理办法。”刘长海说。

盐务署则严格限制久大产量,不准扩大生产。甚至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稽核所英人会办,封闭长芦盐坨,甚至欲以英国海军封锁港口,阻止久大盐船出港外运。他们还与奸商沆瀣一气,拒绝久大精盐在他们辖区出售。面对种种挑衅,范旭东拍案而起,与英商展开激烈较量。他通过股东杨度去做袁世凯的工作,杨度把久大精盐带到袁世凯的饭桌上,说明原委,取得袁世凯的认可,获得在扬子江一带五个通商口岸出售的权力,冲决了洋商和引岸的围堵,
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局面洞开,声誉大振,第一年获利50余万元。

李卫来到云南,首先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上折痛陈积弊。这就触及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更触动了因循无为之人的痛处。云贵总督高其倬、云南巡抚杨名时就是这样。雍正皇帝谕令二人同看李卫的奏折,但他们在联名奏疏中却表示反对李卫的意见,并且为云南盐政的现状逐条进行了辩护(注:以下高、杨二人的奏折见《雍正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www.463.com永利皇宫 ,道光十九年底,祁藻受朝廷派遣,与黄爵滋赴福建和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邓廷祯查办禁烟和海防事宜。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开始了。作为一个爱国朝廷大员,祁藻又积极投入到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

恰好此时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久大公司在梁支持下,乘势将销售领域扩大到淮南一带。1918年,范旭东组织汉口精盐公会,实行精盐联营,进一步打开两湖市场。1920年,他又利用汉口精盐公会的力量,组织九江精盐公会,设置九江精盐査运所,名为“查禁”精盐,实则为久大精盐畅开销路。至此久大精盐在淮湖地区站稳脚根。

李卫在奏折中陈述:督抚盐道在井加煎,在店加销,从而使私盐多于官盐。而高、杨认为这是有缘故的。“只缘云省盐政与各省迥别,盐道与总商无异。”就是说在云南官运官销的体制下,管理盐政的驿盐道正如其它商运地区的总商,不仅要从宏观上进行指导,还要参与具体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过程。汲卤煎盐之前的灶户薪本工食是由官府负责的,“煎盐运销杂项之需”也是由官府负责的,这些费用都需要靠多煎盐斤卖价来支付。此外还有各井的“帮灶盐”,即为了恤灶养役而许井灶在额盐以外多煎的盐,等等。所以除了额盐以外,必须加煎。李卫认为:差役各处卖盐,小秤大戥,每斤盐价贵至六、七分不等,近井州县按口散盐,民困不堪。高、杨则认为这种情况从前的确存在,但现在“早经禁止”。并且批评李卫的招商纳课和降低盐价的做法不可行。首先,在李卫下令招商之后,商人“领引到手,居为奇货,各处包揽诓骗,资本所谋不遂,则逃遁无踪”,造成“盐斤堆井折耗,误课累官”。如果准许他们先支盐后纳课,又“势必花费成空,徒令该官之有司代受处分”,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商人挽运不及,则“民又有淡食之虞”。其次,云南盐价高是有道理的,因为煎盐成本高,“出井之价已至二分六、七厘”(注:当时沿海晒盐的场价一般是三、四厘——作者注。),如果再加上运费、脚价、盘缠和商贩的正常利润,盐价自不得不高。而且云南省地分迤东迤西,“而盐井九处,皆产迤西”,盐从盐井运到迤东地方,路遥则费重,量少则价贵。高、杨二人列举了一系列整饬盐政的困难,但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其中心思想还是要维持原状,也兼有开脱责任之意。其实类似这样的奏折,在清代官员对盐政的讨论上是屡屡得见,他们说的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对于破除时弊无益。有清一代,深谙盐法盐政的弊端者大有人在,正所谓“内而部臣知之,外而盐臣知之”,可是真正动手去碰“盐糊涂”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雍正五年九月,雍正皇帝在批评时任福建总督的高其倬时说:如果管理盐政的人都象他这样瞻前顾后的话,“天下无可成之事矣!”(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年九月初二日高其倬折。)可谓一针见血。

刘长海表示,在晚清腐败的社会背景下,祁藻能做到自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种实干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1922年,范旭东看准时机又以80万元揽下北洋政府收回的日本青岛盐田,在山东筹办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个厂,永大辖有19个制盐所,裕大专办青岛盐田。北洋政府在收回日本的青岛盐田时,双方商定中国每年向日本输出精盐300万担。这样,范旭东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取得精盐外销专卖权,首次将精盐远销国外。久大精盐终于杀出重围,取得初步胜利。

李卫对云南盐政的弊端不只是说说而已,还迅速采取了措施。

尽管最终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有祁藻这样的汉族官僚知识分子来挽救而逃脱最终灭亡的命运,但他为即将坠毁的封建朝廷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留给后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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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招商行盐。在高其倬、杨名时的奏折中,我们得知,李卫为了制止官府卖盐的种种祸害,试图实行招商行盐,但是事实证明,在滇省的具体情况下,该政策对国课无益。因为这里的商人资本微薄,二十人仅合资本五千两(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元年十二月十二日高其倬、杨名时折。)。所以,先课后盐则商人疲累,先盐后课则商人逃遁。李卫承认,自己从前在户部的时候,认为“就所出之地抽取课税,给引听其运卖,于民有益”。来到云南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才“知其有必不可行之势”(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年四月十二日李卫折。)。他的招商行盐的做法失败了,后来云南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官运官销。笔者认为,当时云南省招商行盐的办法虽然对国课不利,但是封建式的官运官销是更加腐朽的政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相比较而言,李卫否定这种政策的思路还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方向的,只是没有能够再前进一步,利民却不能裕课,不符合财政收入的要求,因此无法实现,令人遗憾。70多年后的嘉庆朝,云南的官运官销体制终于走到了尽头,人民的暴动使得民运民销这种更彻底的自由贸易形式得以实施。

整顿盐政改革漕运

三、步履维艰

其二,减价拨销。李卫上任之初,因为迤东各州县盐价昂贵,就将迤西黑盐井运往省城的盐每百斤减价一钱,脚费增加一钱,不足的这二钱费用,用盐道名下的赢余银一万五千两补足。盐道赢余银正是他可以控制并从中捞取好处的浮收之财,而他用这笔钱解了民困。此外,“白井沙卤减价拨销,故私盐不待禁而渐除,民无淡食及派散烟户之累。”(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李卫折。)盐价降低之后,百姓没有吃不上盐或被官府勒逼买盐的苦恼,私盐就失去了市场。

祁藻任户部尚书期间,政绩卓著,堪称官场楷模。在刘长海多年的研究中了解到,还有两件关乎国策的大事,祁藻也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那就是盐政和漕运,这两件事都是户部管理的。

除了制盐,范旭东还一直想制碱。盐碱本一家,制碱的原料就是盐。纯碱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纺织、染料、造纸、玻璃等许多工业的基本化工原料。20世纪初,我国还没有工业制碱。国内碱业市场长期被外商垄断,仅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就霸占中国将近90%的市场。一战期间,欧亚交通受阻,卜内门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碱价,使上海、天津等地工业生产因碱源不畅,价格暴涨,工厂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濒临倒闭。但是中国当时的国情,制碱着实不易,为啥?

其三,严行缉私。李卫在缉私问题上从不手软,例如,雍正二年十月,在普洱一带的深山中“打破土贼”,“寻出私盐井二三处”(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李卫折。)。

盐税是清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道光年间因财政败坏,盐税亏空高达6000余万两,相当于全国当时一年半的税务总收入。

首先,盐税重。制一担碱,需精盐两担,盐本不贵,每担仅2角,但政府所抽盐税则是成本的几十倍,一般人承办不起。为此,范旭东向财政部申请制碱用盐免税和百里内不再设碱厂的专利。由于中国盐税减免权被稽核所会办英人丁恩控制,他百般阻挠,拖延不批。1917年,梁启超走马财政总长兼盐务署,指示丁恩给范免税,丁拒不执行。直到后来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范旭东才取得免税权。

其四,追补盐课。虽然督抚对李卫的到来表现出敌意并施加了压力,但是畏惧权贵、隐蔽实情的事在李卫这里是没有的。他指名弹劾:“从前地方官实有沟通盐道加派,亦有私向提举买运者……然非盐道独得……自原任巡抚吴存礼起,蒋陈锡、甘国璧相继效尤。”(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年四月十二日李卫折。)对现任总督高其倬,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其所获赢余银的具体数目。对于盐库所亏钱粮,他“设法陆续追取”,“逐次清理”,居然做到了“量明年奏销前可以清楚”(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李卫折。)。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祁藻和兵部尚书文庆奉旨,前往天津查长芦历任盐政运司挪拨动垫盐税的实情。经过两个月的侦查,澄清了事实,呈请皇帝撤销了历
任动垫之运司、盐政的职名,改革了长芦盐务章程。特别是河东盐政,祁藻尤为关注,道光二十九年,他从甘肃查案路经河东时,发现河东盐务仍积弊甚多,回京
后奏请皇帝派人查办,革浮费、禁摊派、定池价、促畅销,晋、陕、豫三省商民得益甚多,河东盐务有了进一步发展。祁藻还从实践中提出了“票盐法”,在全国
广泛推行,不仅扭转了国家盐税收入的颓势,而且使盐业呈现了活力,扩大了盐税税源,被时人称为救时良策。

其二,外商阻烧。英卜内门公司得知范旭东要办碱厂,心怀不满,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乘中国财政困难,他们通过汇丰银行要挟财政总长陈锦涛给予英人在中国制碱的特权。陈一面拒绝,.一面又担心顶不住,暗中催促范速办。1918年11月,经范多方奔走,永利制碱公司成立,资本40方元,取得农商部批准30年用盐免税权和在塘沽百里他人不得设碱厂的专利权。

可见,李卫的措施,虽然有成功亦有失败,但是他不畏繁难、勇于任事、胆大心细、处事有方的特点使得云南盐政摆脱了原来的恶性循环,渐有起色。所以在他迁云南布政使后,雍正皇帝命他仍管盐政。

漕运是关系清朝京师稳定的又一件大事,每年都需400万担粮食由数千艘粮船经大运河运至京师,作为官俸和军饷。道光初年,因黄河水患严重,运河塞
梗,直接威胁到朝廷的粮食供给。不少督抚上奏,请求皇帝将官办河运改为招商海运,于道光六年开始海运,因各种因素的干扰,道光七年又停运。道光二十七年因
东南河决,漕运受阻,祁藻时任户部尚书,他总结了道光六年海运创办的经验教训,向道光帝提出海河并运的良策,道光帝接受了祁藻的建议,经过一年的筹
备,于道光二十八年又复通了海运,解决了京城供养的困难。更主要的是采取招商的办法,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及近代海航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开创海运是道光皇帝的一大功绩,祁藻对复通海运,可谓有功之臣。

其三,资金短缺。40万元开办资本,仅购地和基建地面工程,即全部用尽。许多人看到一战结束,外国洋碱又潮水般涌进中国,碱价大跌,制碱已无利可图,不愿再投资。范旭东不得已,被迫拿久大盐业公司的盈余来调剂,但仍不敷用。万般无奈,又以“久大”名义向银行借款数十万元。由于借款超过“久大”和“永利”两个公司注册资本的半数,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从而引起内部分歧,领导人之间发生磨擦,职工人心浮动。范旭东力挽狂澜,每天奔波于银行、厂家、报馆,拼力筹资,永利碱厂的建设得以维持。

刘长海认为,在这两件事上,祁藻都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但他在朝里又是上层,怎么决策他可以参与。“历史上的高官,既能进入决策层,还能对皇帝
起一定作用,是非常了不起的。可见,祁藻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皇帝之所以能接受他的观点,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奉献的是思想。当时分了汉
儒和宋儒两派,而祁藻所提倡的是汉儒宋儒相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说话的分量。”

其四,技术单薄。范旭东虽对碱厂设在塘沽做了周密调査和充分考虑,那里有丰富原料长芦盐,又有琉璃河的石灰石和开滦煤,水陆交通发达,天津又是碱的销售市场,实为最佳理想位置。但在制碱技术上仍遇到很多困难。当时制碱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英商卜内门公司手中,名叫“苏尔维法”,卜内门公司秘不示人,范旭东在欧洲考察时,就多次碰壁。

雍正三年,李卫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务”(注:《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传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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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通过友人结识了侯德榜,1922年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工研究院获博士学
位,毕业后即应范的聘请,回国任永利碱厂总工程师。侯德榜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倾尽全力,不分昼夜,克服了重重困难,永利碱厂终于在1924年7月安装完毕。经过6年多的艰苦奋战,历尽种种磨难,花掉160万元资金,如今就要开工试产了,大伙都兴奋不已。

清初,长芦、两淮、两浙、河东四个盐区设有专门管理盐务的巡盐御史,康熙三十年,又增设福建和两广巡盐御史。但是,巡盐御史是中央机构派出的官员,其工作重点往往和地方官不一致,前者重裕课,后者重利民;且盐政官员难以支使地方各级机关,经常感到事事掣肘,这使得出任巡盐御史的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在任期内一味搜括,余事不问。所以,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两广、福建陆续将盐务改归总督管理。雍正皇帝将更重要的浙江盐务交给李卫兼管,正是适应这个形势,赋予他更多的权力,希望他有更大的作为。

1924年8月13日试产,不想出了幺蛾子,生产出来的碱色泽红暗,湿漉漉跟锅锈一.样,勉强生产几个月,干燥锅烧坏,被迫停工。

此时,雍正皇帝正在清理清朝从定鼎关内以来的一系列积弊,和盐政有关的是清理盐规。盐规和其它陋规一样,属于法定以外的官员收入,有的合理,有的只是加重人民负担。雍正皇帝决意要对这一积弊进行改革,将合理的归公,不合理的蠲除。李卫在这个时期任浙江巡抚兼理盐政,继任总督仍管盐政,为贯彻雍正皇帝这一举措用力颇勤,将浙江盐政搞得有声有色。据《浙江通志》记载,李卫在浙江的七年里(注:《清史稿》和《碑传集》的记载有所不同,今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继李卫任浙督的李灿之奏折为准。),为盐法事上书凡七次,实际上并不止于此。更多的档案资料亦显示他为浙省盐政真正是呕心沥血,奏折动辄洋洋万言,有分析,有对策,有实施后的结果,其实心任事的程度可想而知。

忙活了好几年,花了不少钱,但制碱失败了。消息一出,立即引发普天盖地的责难。股东吵闹,明枪暗箭,职工诽谤,流言四起。范旭东受到百般唾骂和围攻。范旭东强忍闲言秽语,忍辱负重,立马采取紧急措施,处理善后,并继续查找原因,安慰鼓励同仁。他对侯德榜说:我们一定要干成功,没有第二条道路。同时安排侯带领一部分技术人员去美国学习制碱技术。

当时的浙江盐政表现出两大弊端,一是浮派病商,二是私盐误课。浮派病商,体现在浙省的巨额浮费上。有记载说李卫任职浙江之前,“浙省浮费十二万”(注: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九。),但是,雍正三年九月署浙江巡抚傅敏奏云:“浙江衙门盐规银共七万八千九十两零……今臣于雍正三年九月初八日遵例放告,有盐商汪与韩等呈前事,内称甲商浮派盐规银三十余万两等语。”钱塘知县杨梦琰也曾禀称本年六月已有商人方东升等告发此事,经问供之后,被方东升等告发的甲商吴文启承认:“只派银二十七万两零”(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年九月二十日傅敏折。)。这真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要知道,浙省额引盐七十一万引左右,票盐十万引左右,引课从一钱九厘至四钱二厘不等(注:据《石渠余纪》与《大清会典事例》的资料。),如果将此数目的盐规均摊,则每引增费三钱有余,和正项引费持平甚至超过了平均水平。浙商资本不如淮商资本雄厚,再加上甲商将本来够多的盐规进行浮派,真是苦不堪言。私盐误课,体现在引盐的销售量上。浙省“地方辽阔,其中有近场之处,私贩繁多,惟苏松等府属及太仓所辖之县为甚”(注:《浙江通志·盐法中》。),有的地方连一引也销不出去。官盐难销的根本原因是它的价格太高,百姓负担不起,而官盐价高主要是由于盐商要将他们所承担的高额盐课和浮费计入成本,转嫁给食盐之人。此外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首先是浙省的海岸线曲曲折折,盐场分布广泛,许多地方地近场灶,人民图便宜买食私盐的情况很普遍。所谓“民灶杂居,向来图买食贱盐”。其次是私盐势力猖獗,仗借着“四面水乡,港汊杂沓,巨枭大船百十为群,巡捕兵丁力难制服”。有一个女盐枭沈氏,“人称满洲二姑,扬名江浙,非止一日。”(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李卫折。)最后是官府巡稽不力,有的官员兵弁还参与售私,使得私盐充斥,盐政破败不堪。苏松等地因为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浙江省,所以此地缉私为盐政力所不逮,情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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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发挥其在云南时的治盐经验,对浙江盐政进行了细致的整顿。其措施如下:

四、再起风云

其一是裁减浮费。李卫对浙省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和浮费进行了彻底的清查,减免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如李卫之前的盐政噶尔泰曾经题定,浙盐每引输脚价银七厘,但是李卫发现盐规中已有每引六厘的纸朱路费,所以蠲了此项(注:《浙江通志·盐法中》。)。商人的负担减轻了,行盐资本就更充足,官盐的价格下降了,竞争力就更强,这些对完成国课和抑制私盐活动都大有益处。

永利制碱失败,最开心的要数英商卜内门公司。英卜内门公司一直把永利视为劲敌,
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24年得知永利竣工投产,卜内门就通过英国外交大臣急电丁恩设法阻挠。得知永利制碱失败,卜内门欣喜异常,即刻将信息报告伦敦总行。不多日,总行首脑尼可逊来到中国,明曰考察,实则想乘永利之危予以蚕食,一举扼杀中国制碱业。尼一再要求与永利会谈,范旭东考虑再三,鉴于当时永利内忧外患的形势,策略上应力求避免节外生枝,于是答应在大连谈判。但内部商定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在所有权和制造上任何情况都不准外国人介入,唯营业范围可灵活变通。会谈一开始,尼可逊就以利相诱,主动提出愿在资金与技术上与永利合作,帮助永利早日成功。范旭东不为所动,婉言谢绝,强调公司注册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中国公民,无可通融。不论对方如何劝诱,范旭东都不上钩,会谈毫无结果。后尼可逊又派人向范旭东暗示愿以永利建厂资金的2倍购买,范旭东断然拒绝,尼可逊一无所获。

其二是疏销官盐。浙省各州县有在额引之外可以多销的,有仅能完成任务的,还有的是片引不销。李卫建议:如果能在少销或者不销之处设法疏通,而多销之处除完成定额外再加增余盐,那么销盐量就会有明显的增加。其实从前的的官员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无奈恐干禁例,不敢据实,故将不销之引移于多销之地,仍照原额奏报。”(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李卫折。)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多销的地区,钱粮不见增加,而少销不销的地区,因官员不能管理而私盐泛滥。李卫不为成规所囿,因地制宜,采取措施进行疏销,使浙省官盐的销售量大大增加。

此时,侯德榜率领的技术人员来到纽约,美国制碱业封锁了一切有关资料,更不准他们
参观制碱厂。数日下来,一无所获,制碱失败的原因,毫无结果。一行人十分焦急,侯德榜
只能白天在碱厂四周通过目力观测做些判断,夜晚在寓所分析研究,努力寻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从一位碱厂老工人口中了解到干燥锅烧坏的原因,那是美国把已经淘汰的产品卖给了永利,美帝用卑劣的手段愚弄别人,致使永利遭受重挫。弄明原委,侯德榜无比愤怒,感到耻辱,他发誓—定要把纯碱试制成功,彻底粉碎洋鬼子的封锁和垄断。征得范旭东同意,他们不惜重金购买了全新干燥锅。在上下通力合作、努力攻关下,问题不断地得到解决。到1926年6月29
日,永利碱厂终于生产出优质红三角牌纯碱,日产量当即达到36吨。

其三是体恤灶户。灶私是私盐的一大来源。李卫深知,灶户透漏私盐一是因为生活贫困,二是因为两浙商人的资本不足以将灶户所产盐斤全部收去,“灶户有盐余剩,安能枵腹以待而不肯售与私贩?”因此,他倡导两浙的灶丁银摊入地亩以减少灶户的负担,设立盐义仓对遭受灾害或生活艰难的灶户提供赈济与借贷,最重要的是他奏请动用公款收盐,这样做可以使灶户的生活有保证,减少贩私行为,两浙地区自此有了发帑收盐之举。王守基在《盐法议略》中评论说,浙江盐务历经军兴动乱而仍能维持大体局面,“实得力于帑盐居多也”(注:王守基《盐法议略·浙江》。)。

永利纯碱试制成功,震撼了卜内门公司,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使他们恼羞成怒,下决心打垮永利。他们一面暗中派人刺探永利情况,一面狂打价格战,妄图一举把永利挤垮在摇篮里。每两三个月就跌价一次,碱价直线下降,直降到原价的40%以下。许多商号纷纷抢购英碱。

其四是严行缉私。私盐的存在固然是由于盐法盐政有弊,但是又要看到,在任何现行制度下,都会有违法之人危害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秩序,予以必要的打击是正确的。而缉私恰好是李卫所长,他发给近场地区的老少贫难妇弱买零盐的烙牌,以杜枭徒混冒;他利用自己管江南捕盗事的方便,大力缉私,亲自抽掣过所盐船;在海宁、海盐、平湖、桐乡等私枭最多的地方,“专设巡盐营把总一员,兵一百”;还用了一个名叫韩景琦的“兖州回回”,此人非常能干,上任之初就抓获不少私枭(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李卫折。)。此外李卫还将用人制度严格化,针对场官与巡丁的透私走私行为,李卫认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这种情况不可能好转。因为“场官微员,功名之念轻,贪利之心重”,巡役兵丁“又皆微末下人,无身家顾惜,多将大伙贿放,仅拿一二小贩塞责”(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李卫折。)。所以李卫的办法是选用有身家的人充当场官等职,用功名心来促使他们上进。雍正六年,议准各省盐大使员缺于知县、州同、州判、县丞内拣选身家殷实者取具京官印结到部引见,并将盐课大使、盐引批验大使给与正八品职衔。而这条政令正是在李卫的建议下颁布的(注:《清盐法志》序卷5。)。

这一突变的形势,使永利一时难以招架,产品滞销,积满库房和站台。此时永利的困难已达到极点,一来资金奇缺,周转困难。二来产量不多,必须增产,减轻消耗,降低成本。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范旭东迅速召集同仁研究对策,他们决定将计就计,放出三个大招。

在李卫的督管下,浙江盐政很快有了新气象,到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李卫奏报掣过盐引数目时,浙省一年行引九十四万一千六百余道,比当时定额的七十一万三百零二引“实多二十三万一千有奇”(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年正月十九日李卫折。)。不但完成当年的定额,还可以行以往的余引,这样,对于盐课来说,虽然明不加赢余,实际收入却增加了。可以看出,李卫在管理两浙盐务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一降价出售,略低洋碱;第二打入卜内门独占的东南市场。当时卜内门在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有许多代销店,卜内门规定各代销店不准兼营别家纯碱,如其违犯,佣金扣发,押金没收。所以,经营卜内门洋減的代销店都不敢同永利接近。而永利不靠这些代销店就无法尽快推销产品,必须借其力为已所用。经多次游说,终于一部分代销店同意了永利建议,改弦更张。永利碱一举杀入东南市场,打破卜内门独占局面。

第三就是开拓日本市场,与卜内门争雄。范旭东发现日本三井与三菱两个财阀相互争霸,谁也不甘示弱,三菱自身有碱厂,三井则无,此中有隙可乘。永利派人和三井津行协商,正合三井心愿,三井分支机构布满日本全国,试销质量好价格低的永利纯碱,一举成功,用户十分满意。

从浙江总督卸任之后,朝廷本有意令李卫任刑部尚书,大概是因为更看重其管理地方事务的才能,即授直隶总督。

卜内门在日本的销售量多永利10倍,
被迫大幅度削价,损失十份惨重,不堪重负。永利上述三项对策,击中卜内门公司命门,卜内门招架不住,急切要求与永利会谈。双方议定,卜内门公司今后决不再搞降价竞销,如欲变动价格,必事先同永利协商,
在中国市场上永利纯碱销量占55%,卜内门占45%。经过这次血战,永利名声大噪,卜内门不得不夹起尾巴,不敢轻易造次。

但是,李卫在直督任上没有如在云南和浙江地方那样,在盐务上有更多的作为。因为直隶属长芦盐区,该盐区是清代最重要的盐区之一,范围包括直隶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在盐课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两淮。所以长芦盐务和两淮盐务一样,向由专门的盐官——长芦巡盐御史管理。作为地方官,李卫只是将盐务作为一般地方性事务来处理。但是他仍然关心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直隶推广他在浙江时实行的老少牌盐制度,规定近场老少贫难之人每天可以背盐四十斤售卖度日,并发给烙牌为凭,以杜奸贩大量走私盐斤。特别是他平息当时长芦盐区扒抢盐斤风潮时的做法和态度,很值得写上一笔。

干隆初年,长芦盐区的滩场爆发了长时间的哄抢盐斤的风潮。盐政三保在干隆元年三月的初五日、初七日、十七日连续奏报:“滩坨产盐之处,竟有不法奸徒盗扒兴贩,肆行无忌……长芦之沧州、静海、天津等处滩广盐丰,枭贩更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干隆元年三月初五日三保折。)其中,严镇场坨盐被百十余人盗扒了一千三百余包,越支场被三百余人盗扒了一万七千余斤,芦台场也被百十余人盗扒了一千余包。而且骚动起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发展成“纠哄多人”打抢盐店,动乱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展。

李卫以总督身份派兵拨将,协助三保平息这场风波,本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可贵的是,他强调对于派拨的兵弁,需要“各给一月盘费,不许丝毫短价病民”。他还在奏疏中指出:官府近期正在裁撤盐商私雇之巡役,这本来是一桩德政,因为这些巡役往往狐假虎威,祸害百姓。但是,这一举措实施之际,发生了哄抢盐斤的风潮,则必须格外留意,因为这些人“若一旦失养,听其聚散,即转而为枭,贻害更甚”。所以妥善的办法是“分其势以安其身,渐次消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元年三月十七日李卫折。)。他在指挥各府州县追归失盐时,持着一种相当宽厚的态度,认为参与抢盐的人大都是一般平民,不是积惯盗贼,如严加拷掠,“恐抢盐之人畏情惊慌……致有逃遁,抛失农业”。于是饬令各级地方官“晓谕乡总地保,令其自首免罪,概不深究”。李卫以他对民情的深切体会,稳妥而坚定地平息了这场风潮,百姓们得到安全保证以后,“将盐纷纷交还商店。”(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卫折。)

天下之事,是非自有公论。李卫在盐政上的作为,在当时即有口碑。

首先,由于其业绩卓著,皇帝对他非常器重。雍正皇帝赞扬他:“操守廉洁,办理事务为国家出力,实所罕见。”(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把他和其他官员做比较时,也每有赞誉之辞。雍正六年,云南巡抚杨名时离任,要求将盐务赢余银两修河道以为德政,雍正说:“滇省盐政、铜厂弊端种种,皆系李卫到任之后极力整顿者,……更有何颜言及盐余银两也?”(注:《雍正朝起居注》,五年六月十五日。)李卫离任后的浙江盐政又渐不如前,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之上谕曰:“从前督理盐务,惟总督李卫管理两浙时恤商裕课,事事妥协,实无出其右者。程元章接任之后……两浙盐务虽不致于敝坏,闻渐不如前。”(注:《雍正朝起居注》,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连干隆皇帝也认为:“两浙盐务向来废弛,李卫时尚好”,程元章则大不如李卫(注:《干隆朝上谕档》,干隆元年二月二十日。)。在李卫任职直隶总督,对盐场附近地区冒充贫难的奸贩进行识别清理时,干隆皇帝褒奖说:“李卫陈奏种种弊端与朕所闻无异,……李卫所奏办理之处宽严得宜,甚属妥协,……李卫此奏足见实心办事,甚属可嘉,着交部议叙。”并责问时任长芦盐政的三保:“职司盐政,身亲其事,何以目睹地方情形,并不奏闻?”(注:《干隆朝上谕档》,干隆元年三月初三日。)

其次,因为他在任时政绩卓著——其中也包括疏理盐务,造福一方,人民得其恩惠,爱戴非常。继任浙江总督李灿在奏报李卫离任时的情景时说:“李卫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程,老幼百姓拥护道旁,目击人情正切。”(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李灿折。)雍正十二年,已督直隶的他与户部尚书海望一同到浙江查看海塘,“远近村氓以为公复来抚浙也,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注: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九。)足见他在浙省人民心中的地位。

应该看到,李卫之功绩除了个人素质之外,也还有着重要的客观条件,那就是雍正皇帝对他始终如一的支持,使他可以无所顾虑,大胆地实施自己的计划。李卫乃雍正皇帝爱臣,且为人直率,易于招怨,他深知世宗在世时自己还有皇恩眷顾,在新朝的命运则有些难测。因此,雍正皇帝驾崩后,他“入谒梓宫,跪伏大恸,晕绝不能起”(注: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九。)。干隆皇帝虽对他温言抚慰,并对他在直隶的政绩大加赞扬,但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卫虽仍屡屡建言,却再也不能如雍正朝时一般大刀阔斧地实现抱负了。干隆皇帝在解决他和其他官员的矛盾时说:“以督抚大吏,胸无主见,宽严互异,必致禁令废弛。务去偏私锢习、迎合揣摹之见,各以大中之道佐理平康之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卫折。)这道上谕并不是给李卫一人的,但和雍正上谕中全心的鼓励之意比较起来,其迥异之处已使李卫颇觉悚然。

此外,李卫对盐政的整理,大多是本着当时盐法的原则来进行的,以他的能力和品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盐政的四个目标任务。但是,其措施没有触及到清代盐法的根本弊端,所以在离开了他的指挥后,盐政往往就又趋于紊乱。如浙江发给近场老少贫难之人烙牌,严格管理以杜奸贩的办法,在他离任后,造成了对当地普通百姓的危害。顾成天对此发表反对意见:“本朝悬场三十里之内无官盐店,听民间自为买卖,不设巡逻,三十里之外则以私盐罪之。自浙督李卫更定盐政而后,灶不得私煎,民不得私买,就场立店,就场巡逻,宿奸枭猾串通文武缉役,大舟兴贩,往来如常,而肩挑背负自三五十斤至数斤以内者老弱妇女悉罹于法,问徒者不计其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无确切时间顾成天折。)并且各地的老少牌盐越来越成为私枭的盐源,终于导致干隆四十二年山东峄县大案的发生,接着政府对该制度进行了彻底取缔。显然,李卫“更定盐法”的效果,不如陶澍化千万私枭为合法商贩的票盐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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